1991年，重庆，徐继红站在一处旧监狱管理机构门前。她此行没有带来诉状，也没有要求赔偿，只提出了一个压在心头多年的问题：“我不是来追责的，只想知道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接待她的，是当年参与管理战犯的负责人。岁月已经过去多年，许多工作人员调离，档案也被重新整理。对徐继红而言，这趟寻找并不容易。她想确认的，不是父亲曾经做过什么，而是那场死亡有没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说法。
徐远举在军统系统中以手段狠辣著称。年轻时，他脱离原有军旅道路，投靠戴笠，进入特务机构。由于说话强硬、办事冒进，同僚给他留下了“徐猛子”的绰号。这个称呼并非褒奖，而是对其性格和行事方式的概括。
抗战后期至国民党统治末期，徐远举长期负责西南地区特务事务，参与破坏进步报刊和地下组织。重庆局势紧张时，他所掌握的机构曾对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实施抓捕和审讯。杨虎城将军遇害一案，也与他所处的特务系统有密切关联。
1948年，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南设立专门机构，徐远举出任负责人。那时的他权势正盛，身边人员称其为西南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可是，局势变化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退路。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他从成都逃往昆明，准备继续转移。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云南。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昆明局势随之改变，徐远举等国民党特务人员被控制。此后，他被押往重庆，进入白公馆接受审查和改造。
白公馆曾是他参与处理案件的地方。如今身份倒置，他成了被管理、被审查的人。刚入狱时，徐远举十分恐惧，担心自己会被立即处决。一次夜间被叫去核对口供，他误以为将要执行死刑，拿笔时手一直发抖。
管理人员告诉他：“罪行要承担，改造也有机会。”这句话让他暂时平静下来。此后，他开始参加学习和劳动，并对过去的行为作出检讨。至于这种转变有多少出于真诚，有多少源于求生，不同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强烈的生存愿望却很明显。
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的战犯管理机构。环境变化后，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参加学习时频繁发言，还主动撰写材料，检举他人。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把改造也当成了一场需要争取名次的竞争，期待凭借表现获得宽大处理。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公布，徐远举没有被列入其中。据有关回忆，他情绪一度失控，反复询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特赦。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特赦并不是单看个人表现，还要综合罪行、认罪态度和现实表现等因素。
后来，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战犯管理和特赦工作受到影响。徐远举因身份特殊，曾受到不同方面的关注和压力。他熟悉政治话语，也善于临场应对，面对质问时常常引用学习材料反驳。这个曾经靠审讯和权术立足的人，在晚年依旧保留着敏锐、戒备的一面。
1971年以后，管理秩序逐渐恢复。他主动参加缝纫等劳动，也学习一些手艺。有人记录过他写下“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的句子。无论这句话是否完全代表他的内心，都能看出他对离开囚禁生活抱有强烈期待。
1973年1月19日，缝纫组交货时，检验人员认为部分产品不合格，需要返工。争执中，徐远举情绪突然激动，大声发火。当天晚上，他用凉水洗澡，出来后出现呼吸急促、鼻腔出血等症状，很快昏迷。
管理人员立即组织抢救，并于1月21日将他送往医院。病历记载，其病因为脑溢血。1973年1月22日，徐远举在医院去世，终年约59岁。关于他是否因情绪激动和寒冷刺激诱发病情，后来的说法不少，但正式记录确认的是发病经过和医疗诊断，不能把推测当作结论。
徐远举去世后，家属为领取骨灰多方交涉，直到1981年才完成安葬。十年之后，徐继红来到大陆寻找答案。负责人调出当年的档案，将死亡时间、地点、抢救经过和诊断结果逐项说明，并在材料上加盖公章交给她。
这份迟到多年的档案，没有替徐远举洗脱过去的罪责，也没有改变那些受害者家庭的苦难。它只是把一个具体死亡事件的经过，交还给了家属。对于徐继红而言，父亲的一生仍然复杂而沉重，但关于最后时刻的疑问，终于有了可以核对的文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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