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年一统天下，后半年一败涂地
公元947年正月初一，开封城北封丘门外，一队契丹骑兵勒住了马。
为首者身披貂裘，面容严整，身后跟着数百骑，甲胄上还沾着黄河渡口带过来的薄冰。
守城的后晋士兵已经放下武器，城门大开。
城墙上没有一面旗帜，城门口跪着几个穿素服纱帽的官员，手里举着降表，头埋得很低。
这队人马没有立刻进城。
骑马的人勒马停在城门外，目光越过跪伏的官员，望向城内参差起伏的殿宇楼阁，停了一会儿。
然后他轻轻夹了一下马腹，马匹迈步，踏过封丘门的门槛。
身后数百骑依次跟进，蹄声沉闷地敲在青石板上。
这个穿貂裘的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直视他的脸。
但所有跪在路边的人都听到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汉家仪物，其盛如此。
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
说话的人叫耶律德光，契丹名尧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次子。
这一天，他四十四岁。
从这一天算起，到他死在北归途中的杀胡林，一共只有四个多月。
而从他踏进开封城门的那一刻往前推，也不过半年多以前，他还在草原上为南下伐晋做最后的部署。
半年之内，他从草原可汗变成中原天子；四个月后，他从中原天子变成一具用盐腌制的尸体，被契丹人称为“帝羓”。
这短短半年里发生了什么？
时间往回拨一年。
会同九年，公元946年十一月，耶律德光率契丹大军南下，与后晋主力在恒州一带对峙。
后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统领二十万大军，是中原政权当时能拿出来的最大规模兵力。
这二十万人没有打。
杜重威与李守贞、张彦泽等人密谋之后，全军向契丹投降。
二十万晋军解甲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后晋出帝石重贵正在宫中。
他试图自焚，被人拦下。
几天后，他上表称“孙”，请求契丹罢兵。
耶律德光的回答是：不行。
十二月，张彦泽奉命率两千骑兵奔袭开封。
这个张彦泽是太原人，祖上是突厥人，性情暴虐，在后晋为将时曾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掌书记张式。
他率骑兵昼夜疾驰，渡过白马津，斩开封丘门，兵不血刃地进了城。
《资治通鉴》记载，张彦泽入城后“纵军大掠，两日方止”，把后晋内库的奇货全部搬运到自己家里，出入时带着数百骑随从，昼夜酣饮。
开封城的百姓没有反抗。
因为来不及反应。
耶律德光派张彦泽打头阵，用意很清楚：让一个降将去做最难看的脏活，自己随后以“秩序恢复者”的姿态进城。
张彦泽果然不负所望，把开封城搅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
等到耶律德光抵达开封，第一件事就是逮捕张彦泽。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记载，百姓争相投递状纸控诉张彦泽的罪行，耶律德光下令将张彦泽与傅住儿一起斩于北市。
行刑那天，曾被张彦泽杀害的士大夫子孙披麻戴孝，拿着木杖痛打他的尸体，围观的人争相砸开他的脑袋，取出脑髓，割下他的肉分食。
杀张彦泽，是耶律德光在中原下的第一步棋。
用一个降将的人头，换中原士民的归心。
这一步棋，算得准。
但他没有算到的是，中原的民心不是一颗人头能买到的。
947年正月，耶律德光在开封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
他穿着中原天子的通天冠、绛纱袍，手里执大圭，按照汉族皇帝的礼仪完成了登基仪式。
据《辽史·仪卫志》记载，“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昫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
自此，天子车服昫见于辽”。
耶律德光第一次看到中原天子的车服仪仗时，大开眼界，把行册礼所用的声器、工官与法驾全部收归辽国。
二月一日，他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改元大同。
据《辽史·太宗本纪》，这一天他“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圭以视朝”。
从穿貂裘的草原可汗，到穿绛纱袍的中原天子，中间隔了不过一个月。
“大同”这个年号，含义不言自明。
耶律德光追求的，是在草原和中原之间实现“大同”——一个横跨南北的二元帝国。
他确实为此做了很多事。
辽太宗时期，上京设国子监，南京设太学，开始用儒家思想培养统治人才。
会同四年，他以进士出身的幽州人宋琪为寿安王侍读，让契丹贵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
他还命有司编纂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试图为契丹政权建立一套可以与中原王朝比肩的历史谱系。
会同三年，他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要求统治汉人的契丹官员穿汉服、从汉仪。
他还懂汉文，会写文章。
天显十年，靖安皇后萧温病死，耶律德光亲自撰写祭文，谥曰彰德皇后。
后来在弘福寺为皇后饭僧时，又“自制文题于壁”，据说文章感人，“读者悲之”。
但这些事，中原的百姓不知道，也不关心。
中原百姓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耶律德光入汴之后，为保障契丹军队的供给，令骑兵四出，以牧马为名进行剽掠，称为“打草谷”。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记载，“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开封府附近数百里，被契丹骑兵扫荡一空。
赵延寿曾请求给契丹军队发放粮饷，耶律德光的回答是：“吾国无此法。”
与此同时，他还以犒军为名，在开封和各州“括借”钱帛，准备运回北方。
据《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耶律德光在汴京期间，“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这些人不通政事，到任后“妄作威福，指敛货财，民不堪命”。
中原不是草原。
草原上，可汗的军队走到哪里，牧民就供养到哪里，这是千百年的规矩。
但在中原，这套规矩行不通。
中原的百姓有城郭，有田亩，有宗族，有乡里。
他们不是游牧部落的附庸，他们是编户齐民。
契丹骑兵冲进他们的村庄，抢走他们的粮食和牲畜，杀死他们的父兄，掳走他们的妻女，他们不会像草原上的牧民那样默默承受。
更关键的是，耶律德光在中原缺少统治的根基。
他以二十万契丹骑兵南下，但要治理一个数千万人口的中原，二十万人远远不够。
他必须依赖原有的官僚体系和地方节度使。
然而，这些节度使和地方官员，在他得势时归附，在他失势时反叛，本就是五代十国的常态。
后晋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节度使的叛降——杜重威二十万大军不战而降，张彦泽两千骑兵倒戈入城。
这些人今天可以背叛石重贵投靠耶律德光，明天同样可以背叛耶律德光投靠别人。
耶律德光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他曾经许诺赵延寿灭晋之后立其为帝，事后食言，只给了赵延寿中京留守、大丞相的虚衔。
赵延寿又托人求做皇太子，耶律德光拒绝了。
这种对汉人降将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恰恰暴露了他统治中原的困境：他需要汉人官僚来帮他治理汉地，但他又不信任这些汉人。
翰林学士张砺的遭遇是一个缩影。
张砺是后唐明宗时的翰林学士，被俘后迁到契丹。
耶律德光看重他的文学才能，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张砺曾私自南逃，被追回。
耶律德光责问他，张砺回答：“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
耶律德光没有杀他，反而任命他为翰林承旨兼吏部尚书。
但这种个人层面的宽容，无法弥合制度层面的裂痕。
真正让局面不可收拾的，是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
据《资治通鉴》记载，耶律德光入汴后不久，滏阳贼帅梁晖聚集数百人，送款于太原的刘知远，表示愿意效力。
磁州刺史李穀秘密联络刘知远，令梁晖袭取相州。
梁晖侦察到相州契丹守备空虚，在二月的一个夜晚派壮士翻越城墙，打开城门，杀死契丹守将数百人，占据相州，自称留后。
与此同时，护送军械北还的契丹军将武行德在河阳扣留铠甲兵器，杀死契丹监军，入据河阳，归附刘知远。
刘知远，沙陀人，时任河东节度使。
耶律德光入汴后，刘知远曾派王峻到开封上表祝贺。
耶律德光赐诏，称刘知远为“知远儿”。
这种居高临下的称呼，显然没有把刘知远当作真正的臣属。
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
耶律德光闻讯，下令削夺刘知远的官爵。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开封。
宋州、亳州、密州相继失陷。
各地将校纷纷杀死契丹所派的官员，据城自守。
耶律德光在开封坐不住了。
《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了一段关键的话。
耶律德光得知河阳军乱的消息后，对蕃汉臣僚说了一段话，后来被称为“三失之叹”：
“我有三失：杀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
这三句话，是耶律德光对自己统治中原失败的总结。
“杀上国兵士”指的是他处死张彦泽一事——张彦泽虽然暴虐，但毕竟是降将，杀他让其他降将心生疑惧。
“打草谷”指的是放纵骑兵剽掠，失去了民心。
“天下括钱”指的是在各地搜刮钱财，激化了矛盾。
“不寻遣节度使归藩”指的是他没有及时让各地节度使回到自己的藩镇，导致地方权力真空，反抗势力乘虚而入。
这段“三失之叹”是否原话，史书没有给出明确的场景描述，但《旧五代史》明确记载了这段话，并记在契丹传中。
无论是否是耶律德光亲口所说，它准确地概括了辽朝在中原统治失败的制度性原因。
四月，耶律德光决定北撤。
撤离的场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记载，耶律德光“尽载府库之实以归国”，后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全部随行北去。
契丹主发大梁，夕宿赤冈，“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榜数百，通所在招抚百姓，然竟不禁胡骑剽掠”。
“竟不禁”三个字，写尽了耶律德光此时的无力。
他已经下令张贴榜文招抚百姓，但他管不住自己的骑兵。
打草谷的惯性已经形成，契丹骑兵散落在中原各州县，各自为政，耶律德光的命令传不到他们那里。
北撤的路上，辽军的暴行达到了顶点。
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辽军路过相州时，相州已被梁晖的义军占领。
耶律德光引兵攻破相州，“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
后汉时王继弘镇守相州，在城中收得髑髅十数万枚，合葬为一座大冢。
据《辽史拾遗》引《资治通鉴》，辽军在相州的暴行不止于此。
攻破城池后，辽军“掷婴儿于空中，用刀尖承接，以此为乐”。
这个细节，见于多种史料，不是孤证。
相州屠城之后，耶律德光继续北行。
行至临洺，看到沿途城邑荒残，他对身边的人说了一段话。
《新五代史》记载，他“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又对晋人说“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
燕王指的是赵延寿，耶律德光把中原残破的责任推给了这个汉人降将。
但他自己也清楚，真正下令打草谷、括钱帛的人，是他自己。
走到栾城的时候，耶律德光病了。
《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他“得寒热疾数日矣”，命部人带着酒脯，在他得病的地方祷告。
四月二十二日，他在栾城杀胡林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契丹人剖开他的腹部，取出肠胃，填入盐，将尸体腌制起来，运回北方。
《旧五代史·契丹传》的原文是：“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为‘帝羓’焉。”
羓，就是腌制的肉干。
一个曾经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坐在崇元殿上接受百官朝贺的中原天子，最终变成了一具用盐腌制的尸体，被装在车上运回草原。
从他入主开封到死在杀胡林，前后不过四个多月。
消息传到开封时，城中的百姓大概已经不太关心了。
刘知远的汉军正在向北推进，各地反抗契丹的势力此起彼伏。
耶律德光的“大同”之梦，随着他的死去，彻底破灭了。
但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一个帝王的成败。
耶律德光在中原的失败，暴露了北方游牧政权入主中原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他可以凭借骑兵的优势在军事上征服中原，但他无法用二十万骑兵治理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农耕社会。
他需要中原的官僚体系，需要地方节度使的合作，需要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
但这些人和他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利益和认同。
他试图通过汉化来弥合这种差距——穿汉服、行汉礼、用汉官、设科举——但汉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他在中原的时间只有四个月。
更致命的是，他的军队在中原的行为，从根本上摧毁了他建立统治的可能性。
打草谷、括钱帛、屠相州，每一步都在把中原的民心推向他的对立面。
没有民心的征服，只能依靠武力维持；而武力维持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一个草原帝国能够承受的限度。
但耶律德光的历史意义，也不能仅仅用“失败”来概括。
他在位期间推行的汉化措施——设立国子监和太学、以汉官治理汉地、要求契丹官员从汉仪、与汉人通婚——为后来辽朝“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南北面官制度奠定了基础。
《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正是在太宗时期初步确立的。
他从中原带走的太常乐谱、宫悬乐架、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对辽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史》评价说，“契丹北归之后，唐晋文物，辽则用之”。
他回到北方时，带走的不只是财富和典籍，还有一套治理农耕社会的理念和人才。
这些东西，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帮他稳住中原，但在他死后，成了辽朝立国两百年的制度基础。
栾城的杀胡林，后来改名叫乏马铺，再后来变成乏马村。
村子还在，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一千多年前，有一个穿貂裘的契丹皇帝，曾经在开封的崇元殿上穿着汉服接受朝贺，然后在这片树林里病死，被做成了一具“帝羓”。
历史给他的时间只有四个月。
四个月，不够他学会如何做一个中原天子。
但历史给他的评价，远比四个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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