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中南海的一间办公室里，年轻医生王鹤滨提着药箱走近朱德。针剂已经备好，消毒也已完成，没想到刚走到跟前，朱德抬起头，目光落在这个陌生人身上，语气干脆：“你是哪个？我不打针！”
事情看似突然，其实与当时中央机关的工作节奏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和人员配置都在逐步完善，首长身边的医生往往承担多项任务。一次普通的交接没有说清楚，便可能造成这样的误会。
王鹤滨出生于1924年，河北新安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父亲给人做长工，母亲靠编苇席补贴家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很早便接触到抗日工作。1938年高小毕业后，他参加地方工作，后来通过学习走上了医学道路。
1940年，王鹤滨考入华北联大。次年，因抗战需要转入白求恩学校。1943年春，日军对晋察冀地区展开扫荡，学校向陕北转移。师生们穿过封锁线，西渡黄河，经过数月跋涉抵达陕北。
到达陕北后，王鹤滨进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那时的医学教育条件并不优越，课程紧，实践也多，学生既要学习理论，还要随时准备参加救治工作。他原本并未专攻眼科，却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医生。
1943年秋，毛泽东到学校讲话，王鹤滨坐在前排。这次见面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毛泽东穿着朴素，军装上带着补丁，讲话却十分生动。多年以后，王鹤滨仍能记得当时的场景。
1945年春，他尚未完全结束学业，便被调到医大附属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王鹤滨进入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工作，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眼科医生，成为当时中央卫生机构中较为少见的眼科专业人员。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看病。干部们长期处于紧张环境，视力、睡眠和慢性疾病都需要关注。1946年，他随傅连暲为毛泽东检查眼睛，判断毛泽东有轻微近视，但毛泽东认为尚不影响工作，没有配眼镜。
1948年3月，王鹤滨再次为中央领导人检查身体。那时党中央转战陕北，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王鹤滨注意到，毛泽东比此前清瘦了一些，神情也带着疲惫。医生看到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战场，而是长期劳累留下的细节。
1949年3月，党中央进驻北平。同年8月，王鹤滨接到通知，调往中南海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临行前，他还有些犹豫。傅连暲告诉他，除了毛泽东，还要兼顾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也对他说过，自己这里的事情不算多，应当多照顾其他几位书记。就这样，王鹤滨接手了原先由任玉洪医生承担的一项工作：每天为朱德注射胰岛素。
这项任务技术上并不复杂。器具要经过沸水消毒，药液按规定剂量抽入针管，注射部位还要做好消毒。难处在于，王鹤滨是新面孔，而朱德此前并没有接到清楚的交代。
那天，朱德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王鹤滨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针剂走近。朱德抬头打量片刻，直接问道：“你是哪个？”紧接着又说：“我不打针！”
王鹤滨一时无言。任玉洪已经调走，却没有当面完成交接，其他工作人员似乎也没有及时说明。一个拿着注射器的陌生医生，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朱德自然会提高警惕。
两个人一时僵在那里。朱德放下文件看着他，王鹤滨也不便贸然上前。恰在此时，康克清从旁边房间进来，明白情况后解释说：“老总，这是新来的王医生，技术很好，打针不痛。”
这句话起了作用。朱德重新看向文件，同时卷起右臂衣袖，把手叉在腰间。王鹤滨赶紧上前，在三角肌附近完成消毒和注射。整个过程很快，朱德仍低头看文件，仿佛有意把注意力放到工作上。
注射结束后，朱德保持原来的姿势，问道：“打完了吗？”王鹤滨回答：“打完了。”朱德这才放下手臂，说了一句：“果然不痛！”
这句评价或许带有几分宽慰年轻医生的意味，也说明刚才的尴尬已经过去。此后，王鹤滨再来注射，朱德不再拒绝，原本生疏的医患关系逐渐变得熟悉。
1950年10月，任弼时因病逝世，年仅46岁。中央随后更加重视首长保健工作，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并逐步为领导人配备专职医生和护士。王鹤滨此后主要负责毛泽东的保健，朱德则由翁永庆医生负责。
不过，两人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1950年中秋节后，王鹤滨曾随朱德前往山东部队，朱德在那里传达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并动员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医生随行，既为处理突发情况，也要保证日常治疗不断档。对王鹤滨而言，那次中南海办公室里的相遇，正是他进入中央保健工作后最早、也最难忘的一次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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