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广州，一份关于国民党军少将莫雄的死刑判决摆在案头。这个曾经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人，按当时的审查结论，似乎很难摆脱旧账。然而消息传到叶剑英那里后，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叶剑英紧急说明，莫雄不是普通的旧军人，而是毛泽东亲自安排、长期为革命提供帮助的人。
“这个人不能简单处置。”叶剑英的态度很明确。
莫雄何以得到这样的评价？答案不在他晚年的身份，而在三十多年前那些没有公开留下姓名的行动中。
莫雄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进入广东军界。他亲眼见过军阀争权，也见过普通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龙济光盘踞广东期间，对革命党人进行镇压，莫雄曾暗中联络旧部，试图除掉这个破坏革命的人物。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立场。
护法运动时期，莫雄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逐渐升任师长。那时的他仍相信，军队应当承担救国责任，而不是成为个人争权的工具。这种观念，也决定了他后来与蒋介石的分歧。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莫雄对蒋介石的做法越来越失望，曾一度离开军界，前往澳门。值得一提的是，他与蒋介石早年有过交集，甚至曾在危急时刻救过蒋介石，但这段私人关系并没有让他接受蒋介石的政治道路。
真正改变莫雄人生方向的，是刘哑佛。刘哑佛原名刘和贵，是广东早期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员，也是刘和珍的兄长。刘和贵曾在莫雄部下担任政治工作，了解这位旧军人的性格：他反对内战，愿意保护百姓，也不愿把军队变成镇压民众的工具。
在上海期间，刘哑佛把莫雄的情况报告给李克农，并建议吸收他参加革命工作。李克农却没有让莫雄直接入党，而是提出了另一种安排：“留在国民党军队里，比公开加入更有价值。”
这并不是拒绝，而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分工。莫雄熟悉军政系统，又有旧日人脉，可以接触国民党军队的核心情报。为了让他重新取得蒋介石信任，地下组织还配合制造了一些战场假象，使莫雄逐渐恢复军职。
1934年，蒋介石调集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并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推进办法。莫雄从国民党军内部获悉了重要计划，知道中央苏区面临严重危险。情报必须尽快送出，可传递者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承担任务的是项与年。当时他在国民党系统内任职，接到密报后，将文件加密，化装成乞丐赶往瑞金。为了让身份看起来更加可信，他甚至敲掉了几颗牙齿。一路上，他躲避盘查，最终把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
这份情报没有改变第五次反“围剿”的整体结局，却让红军方面提前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莫雄也因此承担了极大风险。只要消息泄露，他面对的就不只是撤职，而是立即处决。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黔西北，毕节成为重要目标。莫雄当时担任毕节保安司令，身边还有国民党军将领陈先中。为了给红军创造条件，他故意向陈先中提供虚假战报，并设法让其放松对军务的控制。
红军进攻毕节前，莫雄调开了部分部队，又暗中减少阻力。红军进入城内后，毕节很快被攻占。这样的行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极抵抗，而是直接帮助红军取得军事成果。
事情终究没有完全瞒住。蒋介石得知后震怒，莫雄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幸亏张发奎出面周旋，他才暂时保住性命。出狱以后，莫雄被安排到地方任职，名义上是县长，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军队核心之外。
他没有因此消沉。任职期间，莫雄多次设法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红军人员，也尽量减轻地方武装对百姓的侵扰。抗日战争后期，他重新进入军界，担任少将参议，但蒋介石要求他在广东参与“清剿”时，他仍旧采取拖延、敷衍的办法，甚至把武器和补给转交给当地游击队。
1949年广州解放后，莫雄担心身份暴露，暂居香港。叶剑英主持广东工作不久，便亲笔写信，请他回广州。莫雄收到信后赶回，叶剑英当面转达毛泽东的评价：莫雄虽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是革命事业的朋友。
也正因为这段特殊经历，1951年的死刑风波没有成为莫雄生命的终点。此后，他在新中国继续生活，曾参与地方工作。那个曾经游走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把关键情报送入中央苏区的人，终于以公开身份走出了长期隐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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