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3月，辽东萨尔浒一带，明军分四路向后金推进。朝鲜都元帅姜弘立率领的一万三千余人，本来只想完成援军名义上的任务，却在战局骤变后，被推到了东路军的正面。几天之后，明军主力溃散，刘綎战死，朝鲜军则举旗投降。
萨尔浒之败，不能只归结为后金骑兵勇猛。明军真正输掉的，是一场从部署开始就问题重重的战争。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1619年，明廷调集辽东兵马，并征发朝鲜、叶赫等部，共同讨伐努尔哈赤。各类史料对明军总数记载不一，较可信的说法大约在四万七千人上下，远非后来传说中的二十万大军。
兵力虽不算少，指挥却极为分散。经略杨镐制定四路进兵计划：杜松率西路直取赫图阿拉，马林从北面推进，刘綎统东路军，李如柏负责南路。几路人马同时出动，看起来声势浩大，实际上彼此相距遥远，难以互相策应。
努尔哈赤看出了其中的漏洞。他没有把兵力平均铺开，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杜松，再击马林，随后转向刘綎。明军四路合击的设想，反而给了后金各个击破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朝鲜军出兵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矛盾心态。光海君并非愿意与后金决战。朝鲜刚经历壬辰倭乱，明军曾出兵援助，朝鲜难以拒绝明廷征调；但朝鲜同后金接壤，也清楚一旦彻底得罪努尔哈赤，自己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姜弘立奉命统军时，曾以年老多病、精神不济为由推辞。他当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接下这个几乎注定两头不讨好的差事。光海君给他的交代也很明确：不要只听明军将领指挥，关键是保全自身，不要陷入必败之地。
这句话，已经说明朝鲜军的真实定位。名义上是援明，实际上更像被迫派出的观察者。能不拼死，便不拼死；能保存兵力，绝不轻易消耗。
刘綎的东路军处境同样艰难。他是明军宿将，曾参与播州之役和援朝战争，因勇悍善战被称为“刘大刀”。但东路兵力相对单薄，装备和粮饷也不充足，其中真正能打的，主要是刘綎带来的川军，其他部队战力参差不齐。
朝鲜军抵达后，姜弘立发现东路军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便询问刘綎为何不向朝廷请求增援。刘綎只能苦笑着说：“杨爷与俺不相好，必要致死。”这句话未必能解释全部内情，却透露出一个事实：前线将领之间缺少信任，刘綎甚至怀疑自己被置于险地。
更麻烦的是，明军选择了极不利的进兵时机。辽东尚在严寒之中，道路泥泞，粮草转运困难，士卒衣着单薄。刘綎曾感叹，天寒、路坏，自己又不能完全掌握军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几乎样样欠缺。
战场不会因为将领勇敢，就自动弥补制度上的漏洞。杜松西路很快与后金主力遭遇，兵败身亡；马林北路也被击溃。努尔哈赤迅速调集兵力南下，等刘綎率军赶到时，东路已经失去了与其他各路会合的可能。
姜弘立并不愿急进，曾以粮草未齐为由放慢行军速度。明军监军催促不已，朝鲜军只得继续前进。双方各有盘算：刘綎必须奉命作战，姜弘立却要尽量避免把朝鲜军投入死战。这样的联军，人数增加了，战斗意志却没有合在一起。
刘綎最终在阿布达里冈一带遭遇后金军。即便部下奋力抵抗，孤军深入、援兵不至的局面也无法改变。刘綎战死后，东路军失去主将，朝鲜军面对后金骑兵更没有继续作战的理由。
姜弘立向后金表示，朝鲜出兵并非本意，只是因为明朝曾援助朝鲜，所以奉命报答。后金方面接受了这支部队的归降。对朝鲜而言，这是保全兵力；对明军而言，却意味着原本寄予希望的援军没有成为战场支柱。
萨尔浒之败持续时间并不长，明军四路攻势便相继瓦解。李如柏一路因行动迟缓而保存实力，其余几路损失惨重。明廷原本想用一次大规模出兵解决辽东问题，结果不仅没有消灭后金，反而让努尔哈赤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主动。
所谓“打酱油的还成了主力”，并不是朝鲜军突然变得能征善战，而是明军自身的部署、补给和协同先后失灵。等到真正需要有人填补缺口时，能够站在前线的兵力已经所剩不多。 亚洲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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