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凌晨，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守在电台旁，等待一封改变新疆命运的电报发出。通讯线路并不顺畅，电报局局长王章权反复呼叫，终于与张家口的人民解放军电台接通。那一刻，枪声没有成为新疆的答案，和平起义成为了现实。
这份通电由陶峙岳领衔，赵锡光、韩有文、莫我若等将领联名发出，宣布同广州方面脱离关系，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领导，部队原地维持秩序，听候改编。第二天，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人也发表通电。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事。
陶峙岳并非手握嫡系重兵的强势人物。他出身湘军，曾在胡宗南系统任职，后来受张治中信任调入新疆。名义上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实际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有限。驻疆国民党军内部派系复杂，既有胡宗南旧部，也有马家军将领，主战与主和两种声音长期相持。
真正让局面没有滑向战争的，是对形势的判断。1949年夏，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不断推进，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新疆官兵既不愿为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继续作战，也担心战火蔓延、地方失序和民族关系恶化。一次争论中，主战军官高喊要为“党国”而战，陶峙岳只写下“保国安边”四字，态度已经十分清楚。
中共中央也在积极争取和平解决。毛泽东通过张治中做工作，并由邓力群在伊宁负责联络。陶峙岳一面拖延部队东调，一面同驻南疆的赵锡光密谈。两人约定，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同时设法稳住部队，防止少数主战将领制造混乱。
起义之后，问题并没有自动结束。新疆原有部队数量庞大，军官背景不同，基层官兵思想各异。1949年10月，陶峙岳赴酒泉同彭德怀、王震商议改编事宜。12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
这支部队的底子，来自原国民党新疆驻军，实际参加整编的官兵约7万人。第9军下辖第25、26、27师，另有骑兵第7师、第8师。番号变了，军装变了，真正困难的却是思想和作风。旧军队中长官打骂士兵、等级森严的习气，不可能靠一纸命令立即消失。
改造从连队开始。解放军干部与起义官兵同住、同劳动，修营房时带头干活，夜间还会替士兵掖好被角。有人问指导员：“你也是干部，为什么总和我们一起干？”对方回答：“队伍要变，先得让大家看见什么叫人民军队。”这类细节，比口号更容易让人信服。
随后开展诉苦和民主教育，帮助官兵分清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区别。长官不能随意打骂士兵，部队建立军人委员会，基层官兵开始参与管理。一些起义军官主动检讨过去的行为，士兵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旧政权的工具，而是可以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通劳动者。
1950年，22兵团奉命参加生产建设，开赴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一带垦荒。昔日依靠地方供给的部队，开始修渠、筑路、开荒、种粮。军人身份没有消失，只是肩上的任务多了一层：既要守卫边疆，也要让荒地长出庄稼，让驻地形成稳定的生活基础。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它的基础来自骑兵第8师第23团第1连。1950年8月1日，这支由多个民族官兵组成的队伍从于阗普鲁出发，翻越昆仑山，向阿里挺进。高寒、缺氧和风雪造成严重困难，全连先后有63人牺牲。1951年1月，西北军区授予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
部队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骑兵第7师接连发生叛乱，新疆军区随后收缴枪马，将其改为步兵师；骑兵第8师也在后来改编。军事番号的变化，反映出部队正在从旧式地方武装转向适应新任务的建设力量。
1952年起，驻疆部队大规模精简和转业生产。1953年，第25、26、27师等单位先后改称农业建设师，原第22兵团机关仍保留。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原第22兵团成为其重要来源。陶峙岳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委，兵团由此完成了从作战部队到屯垦戍边组织的转变。
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一度撤销，所属机构并入地方农垦系统。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名称不再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但仍保持兵团、师、团场的组织形式，承担生产、建设和边防等任务。
从起义电报到军旗授予，从整编训练到戈壁垦荒，二十二兵团经历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番号更替。它把一支旧军队拆解、改造，再放进边疆建设的长周期里。许多单位后来几经调整，人员不断更替，但兵团这一特殊组织形态延续下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整建制保留至今的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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