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底，辽西战备铁路施工现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正在指挥防洪，忽然收到军区发来的紧急电报：立即返回沈阳军区。电文很短，却让他意识到，军区此时召回自己，绝不会只是普通调动。
那段时间，东北铁路运输压力极大。大庆油田生产的原油难以及时外运，储油设施接近饱和，部分油井被迫减产；抚顺几家炼油厂也因原料供应不畅受到影响。燃料一旦短缺，工业生产、铁路运输乃至国防保障都会受到牵连。
国务院经过研究，决定修建一条大庆通往抚顺的输油管道，以减轻铁路运油负担。工程全长约700公里，管径达到720毫米，设计年输油能力为2000万吨，并计划在一年左右建成。这样的工程，在当时既缺少成熟经验，也缺少配套设备和施工队伍。
周恩来把任务交给沈阳军区后，陈锡联立即召开军区党委会议。经过讨论，肖全夫被确定为工程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他赶回沈阳，顾不上休息，便走进陈锡联办公室。
陈锡联把文电资料递过去，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肖全夫翻看材料后，没有过多询问，只回答：“请军区党委放心，任务交给我，坚决完成。”
真正接手后，困难比电报中写得更具体。没有现成的720毫米钢管，制管设备也必须重新设计制造；施工沿线跨越多条河流，还要协调铁路、公路、农田和物资运输。肖全夫提出“抢、闯、好”和“借、代、垫”的办法，意思很明确：能调剂的先调剂，能改造的抓紧改造，不能等待条件齐备后再开工。
有意思的是，工程筹备并没有只依靠军队干部。肖全夫设法把管道建设、化工、力学等方面的专家请进领导小组。1970年8月3日，相关人员在沈阳召开会议，工程被定名为“八三工程”，肖全夫任领导小组组长。
考察宝鸡钢管厂时，肖全夫发现，那里虽然有制管基础，却无法满足整个工程的需要。工厂建设、设备安装和试车，前后用了两年多，而“八三工程”必须在几个月内形成多处生产能力。回到沈阳后，他提出分工制造制管机组：辽宁承担主要设备，吉林、黑龙江分别承担部分任务，同时调集卡车、拖拉机、吊车等运输和施工机械。
这不是简单的设备采购，而是一次工业组织能力的集中调动。东北三省很快组织施工力量，军区也抽调步兵师、工兵团和舟桥部队参加建设。数十万名干部、战士和工人分布在漫长管线两侧，开沟、运管、焊接、回填，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衔接起来。
嫩江一段，最能看出肖全夫处理工程问题的方式。1970年9月13日，他带队到现场勘察。嫩江水面宽，水深超过十米，管道若选择不当，施工和后期运行都会留下隐患。乘船查看下游河段时，他提出把穿越点放在茂兴湖附近，并说明那里河道较窄，岸坡平直，便于下管。
技术人员随后进行测量。数据基本印证了他的判断，但肖全夫没有立刻拍板，而是要求请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再次查看。有人问他为何对工程细节如此熟悉，他说：“没有调查研究，不能只凭印象作决定。”经过复核，穿越点最终确定，管道一次穿越成功，河床稳定，输油运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现场焊接同样棘手。每个焊口都要承受很大压力，管沟狭窄，设备又不够先进。肖全夫申请调来微型马达，并组织焊工培训，还请劳动模范王崇伦到现场指导。面对有人要把王崇伦调走的要求，他明确表示：“工程正缺技术骨干，不能半途抽走。”在改进工艺后，施工队伍创造了日焊接八公里的纪录。
工地上的许多细节，也支撑着这条管线不断向前。沈阳技术营女焊工刘淑琴已有五个孩子，却连续五十多天吃住在现场。她代表的不是个别人的拼命，而是整个施工体系在极端紧张条件下维持运转的真实状态。
工程推进期间，施工与形式化事务之间也出现过分歧。有人提出在工程系统中另行设置机构，并增加集中学习安排。肖全夫的态度很实际：政治工作必须有，但不能把施工任务放在一边；学习应当服务于工程，遇到雨天或不能施工时再集中安排，不能影响现场进度。
到了1971年，泵站建设成为新的关键。肖全夫在吉林有关泵站组织现场试验，以输水检验设备、管道敷设和泵站设计。输水成功后，工程具备了输油试运行的重要条件。
1971年9月14日，原油开始向庆抚线首站输送。10月30日16时50分，大庆三号集油站正式向首站输油；10月31日18时，原油从首站输出；11月7日，原油抵达抚顺末站。大庆至抚顺输油管道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投产，连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这条长距离能源通道，至此完成了从图纸到运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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