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台北一所学校附近，朱芳春经过萧明华住处时，忽然发现阳台上少了一件熟悉的旗袍。这个细节没有惊动街坊，却让他立刻意识到，妻子身份已经暴露，自己必须马上撤离。
两人名义上是夫妻，公开身份却是教师。平日里，他们在学校授课、批改作业，和普通知识分子没有明显区别。真正承担的任务，是搜集台湾军政方面的资料，并设法将其转交大陆。
旗袍并非普通衣物，而是两人约定的警报。萧明华若被捕，便设法将旗袍取下，提醒朱芳春不要回家，也不要打听自己的下落。
这一暗号，后来救了朱芳春。
台湾地下情报工作并不是一条单独的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台湾逐步建立了不同性质的工作关系。蔡孝乾负责的组织系统，活动范围较广，联络人员也较多；吴石则凭借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身份，能够接触到重要军事资料。
朱芳春与萧明华这一组，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不公开发展人员，尽量减少接触对象，更看重隐蔽和稳定。表面看，这条线力量很小，却因此不容易被整体牵连。
有意思的是，情报工作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没有消息，而是消息太多、联系太杂。1949年夏天，台湾出现了从外部传入的进步报刊，引起国民党当局警觉。随后，保密机构开始扩大侦查，台北的监视和搜捕迅速加重。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此后，他交代了大量组织情况，台湾地下工作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原本彼此隔绝的关系，被侦查人员顺藤摸瓜地串联起来。
吴石的处境也随之恶化。作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曾向中共方面提供过军事资料。由于联络环节受到牵连，吴石以及相关人员相继被捕。1950年3月，吴石在台北被杀害，终年53岁。
这场打击说明，隐蔽战线中最重要的并不只是勇敢，还包括严格的纪律。一个联络人同时接触多条关系，可能使原本互不相干的网络暴露。朱枫赴台后与多个方面发生联系，正是在复杂环境下增加了风险。
萧明华被捕时，正在住所处理教学事务。面对突然闯入的人员，她没有贸然反抗，而是借整理衣物的机会取走旗袍。这个动作很轻，却把生死消息送了出去。
朱芳春没有返回住处。他先到学校观察情况，又设法确认萧明华已经被带走。有人劝他暂时留下，他只说：“这里不能再待了。”随后，他开始处理手中最重要的资料。
那些资料并非一张纸，而是二十多卷胶卷，内容涉及台湾军队的部署、武器、海防和补给等情况。胶卷体积不大，却承载着多年工作的成果。一旦被搜出，不仅朱芳春难以脱身，相关人员也可能继续遭到追查。
他把棉衣内里拆开，将胶卷分散藏入棉花之间，再重新缝合。这样的办法谈不上万无一失，却比携带文件安全得多。衣服旧一些、厚一些，在当时并不显眼。
1950年2月底，朱芳春携带这些资料登船离开台湾。检查人员翻看行李，也触摸了他的棉衣，没有发现异常。船驶离港口后，他没有表现出轻松，因为萧明华仍被关押在岛内。
朱芳春抵达大陆后，胶卷很快被转交有关部门。资料中有关海南岛防务的内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海南岛战役，至5月1日，海南岛主要地区获得解放。情报为部队判断敌情、选择行动方向提供了帮助，但战役胜利仍是渡海部队、地方力量和周密指挥共同作用的结果。
萧明华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在狱中始终没有供出朱芳春及其关系，1950年11月7日被杀害，年仅28岁。1982年，她的骨灰从台湾送回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芳春后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很少对外谈及台湾经历。那件旗袍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声响，却在最紧迫的时刻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藏在棉衣夹层里的胶卷，也把一个年轻教师未能说出口的选择，送到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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