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第一次来我家，是2021年深秋的事。

那时我妈刚走半年。

我爸向来是个话少的人，我妈走后更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堵墙。不哭，不闹，不去墓地，甚至不在家里摆遗像。他只是每天照常上班、做饭、睡觉，只是做的饭越来越咸，睡的觉越来越短。

杨叔就是他在这时候出现的。

说起来，杨叔和我爸认识了快三十年，在同一家设计院从助理熬到高工，两家人以前还一起吃过饭。但在我印象里，杨叔一直是个模糊的存在——圆脸，常笑，爱喝酒，逢年过节才出现，送两瓶不知道转了几手的白酒，说几句客气话就走了。

我妈的追悼会他来了，随了份子，拍着我爸的肩膀说了句“老李，挺住”，然后就消失在人群里。

谁都没想到，他会以一种近乎侵略的姿态，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

头一次是周五晚上，我爸大概六点半到家，身后跟着拎塑料袋的杨叔。塑料袋里装着两瓶茅台，红标，那种在超市柜台里锁着的、我一个月工资买不起一瓶的茅台。

“侄子也在家啊，正好正好。”杨叔进门就像回了自己家，脱了外套往沙发上一扔，从鞋柜里翻出客用拖鞋换上，“你爸说家里好久没热闹过了，今天咱爷俩整点。”

我爸站在一边，嘴角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凉拌黄瓜皮蛋、一盆酸辣汤。杨叔开了第一瓶茅台，酒香在餐厅里弥漫开，浓烈得有些惊心动魄。我爸平时不喝酒，但那天被杨叔劝着，一杯接一杯地灌。菜没动几筷子，酒倒下去大半瓶。

到第三杯的时候，我爸的脸开始发红，眼神开始发散，说话开始含糊。他拉着杨叔的手，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老杨，你说她怎么就没了呢，老杨，你说她怎么就……”

杨叔不接这个话茬，只是不停地倒酒，偶尔拍拍他的背，偶尔象征性地劝一句“老李，差不多了”，然后继续把两个人的杯子倒满。

我爸终于趴在了桌上。

杨叔看了眼他的状态，没有丝毫意外，像是早已预判了这个结果。他不慌不忙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仰脖喝干净，然后抹了抹嘴，站起来拍了拍我：“侄子，帮把手，把你爸扶床上去。”

我们把我爸架进了主卧。那是以前我爸妈的房间，床单是我妈生前换的，衣柜里还有她的几件外套没来得及收拾。杨叔把我爸往床上一摆，盖上被子，然后站在房间中央打量了一圈，目光在床头柜上我妈的照片上停留了几秒，移开了。

“行了，让他睡吧。”他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柜子里翻出一床干净的被子，抱走了。

“今晚我睡沙发。”他说。

他把茅台的瓶盖拧紧，剩下的半瓶酒立在茶几边上，然后往沙发上一躺，没过几分钟就打起了鼾。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此起彼伏的鼾声，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登门。

但第二周，杨叔又来了。同样的时间，周五晚上六点半，同样的塑料袋，两瓶茅台。

这次他甚至没提前打招呼。我爸下班到家的时候，他已经蹲在单元楼门口等着了，脚边放着塑料袋，手里夹着一根烟。

“侄子，开门。”他朝我笑了笑。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那天晚上我留心了一下。我发现杨叔带来的酒虽然都是茅台，但包装并不统一。有的瓶身有细微的划痕，有的防伪标签边缘略微起翘。我不能确定真假，但那些酒的分量，每一瓶都只有小半斤——他的杯子里永远比我的满，倒酒的时候他总是先倒自己的，再给我爸倒。

“年轻人少喝点，对身体不好。”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特别真诚。

两个月后，杨叔的登门频率已经稳定在每周一次了。有时候是周五，有时候是周六。偶尔碰上周五加班晚回来，就看到我家客厅灯亮着，杨叔已经自己开门进去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配了我家的钥匙。

主卧是他的固定睡处。

每次我爸被灌醉后，杨叔都会把他扶进主卧，自己则在客厅沙发上凑合一晚。但后来天冷了，他说沙发漏风，腰疼，就改睡隔壁的次卧。又过了一个月，次卧的床单被套上出现了杨叔的衣服——两件毛衣、一套秋衣秋裤，整整齐齐地叠在枕头上。

我爸对此毫无反应。他每天照常上班，回来后做饭，偶尔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然后洗澡睡觉，像一台被设定好的机器。

但周末上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有时杨叔会提前来我家，我爸还没下班，他就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球赛，从冰箱里拿啤酒喝，等我回来做饭。我不做他就自己下面条，在厨房里翻得叮当响，然后端着碗坐在客厅一边吃一边指挥我：“侄子，帮我把电视调到体育频道。”

我说杨叔您又来了，他就笑：“跟你爸喝两杯，怎么了？你爸一个人闷，我这是陪他。”

有一回我那周末不在家，回来时看到客厅多了个快递箱，打开一看，是几盒高丽参。我爸说是杨叔拿来的，“说是给你补补脑”。

“他自己喝的，顺带给你带了两盒。”我爸补充了一句，语气平淡，像在陈述天气预报。

我看了眼保质期，还有三个月过期。

入冬后的一天，我提前下班，进门时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客厅里我爸和杨叔已经喝上了，茶几上撑开一桌子的下酒菜，有外卖的小龙虾、烤串，还有一锅我爸自己炖的排骨莲藕汤。

我爸的脸已经通红，眼睛发直，看见我回来，口齿不清地喊了一声：“儿子，过、过来……敬你杨叔一杯。”

杨叔坐在那里，面不改色，手里的酒杯已经空了，正往自己杯子里倒。倒满了，才看见我，冲我招手：“侄子来来来，正好，今天喝的是好货，二十年陈的。”

我走过去，看见我爸面前的杯子里也倒好了酒，他端起来就要往嘴里灌，我伸手拦了一下：“爸，你不能再喝了。”

那只手被我爸拨开了。

“你管我？”他看着我，眼里有一种陌生的、蛮横的光，“我喝点酒怎么了？我喝多了你杨叔送我回来，你管什么？”

杨叔在旁边笑，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老李，别跟孩子发火，孩子也是为你好。”然后又转向我，笑容更深了，“侄子你放心，你爸的酒量我清楚，没事儿。”

那天晚上我爸吐了三次。

第一次吐在卫生间，第二次吐在客厅地板上，第三次吐在杨叔刚换好的被子上。杨叔一声不吭地把被子卷起来扔进洗衣机，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新的换上，然后扶着我爸躺回床上，像处理一件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熟练。

凌晨两点，我去卫生间喝水，经过主卧门口时，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门虚掩着，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看见我爸跪在床边，低头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什么，好半天，他从抽屉最深处拉出一张照片，贴在自己胸口上，蜷缩着倒在床上。

没有声音。整个房间安静得像一个无声的默片。窗外的路灯打进来，我只看见他的后背以极慢的频率起伏，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压住了一样。

杨叔躺在次卧的床上刷手机，短视频的背景音从门缝里飘出来，是那种夸张的、廉价的配音笑。

我回到自己房间，躺下，很久没睡着。

我最终决定跟杨叔谈谈。

那天晚饭后，我趁我爸去洗碗，主动给杨叔倒了一杯茶。杨叔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端着茶杯坐下来。

“杨叔，我想跟您说件事。”

“你说。”

“您每周都来，陪我爸喝酒，照顾他，我很感激。”我斟酌着词句，“但他每周都喝醉，每周都吐，第二天还得扛着去上班。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好，这样下去……”

杨叔把茶杯放下，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他靠在沙发靠背上，两条胖腿交叠起来，用一种淡定到近乎漠然的眼神看着我。

“你想多了。”

“我不是想多，我只是觉得——”

“你觉得我图你爸什么？”他打断我，语气依然平和，“我跟你爸认识三十年，他老婆走了，我陪他喝几杯酒怎么了？侄子，你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岁数的人有多难。你妈没了，你爸心里苦，他不喝这个酒，你让他怎么过？”

“可以用别的办法，”我说，“比如散散步，或者——”

“散步？”杨叔笑了一声，“你觉得散步有用？一个跟你过了二十多年的老婆突然没了，你靠散步就能治好？”

我张了张嘴，发现找不到反驳的话。

杨叔拍拍裤腿站起来，走到冰箱前，很自然地拉开，拿出一罐啤酒，啪的一声打开：“你爸这辈子也就剩下这点热闹了。你忙你的，别管那么多。”

他喝了一口啤酒，转身走向次卧，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了，下周我可能周三就过来，你爸说想吃辣子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杨叔说是来陪我爸，可陪到最后，总是他自己先睡过去。杨叔说是来喝酒，可每次醉的都是我爸。杨叔说他担心我爸的身体，可他带来的烟酒糖茶，哪一样不是在消耗我爸？

又想起来，那个周末碰巧在商场撞见他。杨叔站在烟酒柜台前面，和售货员讲着价，手里拿着一条烟和一箱酒，应该是又要来我家了。我隔着玻璃看了一眼，想了想，还是转头走掉了。

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想从我爸身上得到什么。我爸不是有钱人，只是个普通的退休高工，存款有限，一套老房子还贷着款。杨叔自己条件不差，儿子在国外读书，老婆在事业单位上班，家里住着140平的大房子。

难道真的只是“寂寞”，只是“想找个人喝酒”？

周末，杨叔又来了。

这次他带了一整箱茅台，外包装还没拆，印着红色的“贵州茅台”四个大字。他满头大汗地把箱子搬进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喘气，冲我喊：“侄子，快去弄两个凉菜，今儿高兴！”

我爸从厨房里探出头，脸上竟然带着一丝笑意。那是我妈去世后，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的，接近“高兴”的表情。

“老杨，你又破费了。”

“破费什么，咱哥俩谁跟谁。”杨叔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啪地点燃一支烟，“等下喝的时候跟你说个好消息。”

那天晚上的酒格外烈。

茅台的味道比平时更冲，入口辛辣，后劲极大。我爸喝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一杯接一杯，像是在跟什么较劲。杨叔在旁边替他倒酒、替他划拳、替他喝下他举不起来的杯子。

“老李你慢点，这酒度数高。”

“高什么高，”我爸的脸已经红得发紫，说话时舌头打着结，“今天高、高兴。”

杨叔看了我一眼，嘴角的弧度几乎不可察觉。

到第三个回合，我爸终于倒下了。他的头砸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杯子从手里滑落，酒洒了一桌。他趴在桌上，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什么，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

杨叔站起来，一如既往地把他扶进了主卧。这次他没有立刻出来，而是站在房间中央，停留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我看见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那张照片上——我妈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她笑得很好看。

然后杨叔弯下腰，伸手，把那张照片扣在了桌面上。

他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

“你干什么？”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什么干什么？我把你爸安顿好，怎么了？”

“你刚才把照片扣过去了。”

他的笑容凝固了一瞬，然后慢慢松开：“扣过去了怎么了？你爸喝多了，看见那照片又要哭，明天起来难受。”

“那是他的事。”

“侄子，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杨叔的耐心明显在消耗，他靠在门框上，“我是为了他好。”

“为了他好，就是每周把他灌醉？”

“对。”他的回答直接得让我愣住，“灌醒了，还有明天。不灌，他连今天晚上都过不去。”

我不再说话，推开主卧的门。杨叔想拦住我，我侧身一闪，快步走到床边。我爸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呼吸沉重，嘴角挂着酒渍，脸色潮红。他睡得很沉，但他的眉头紧紧皱着，像是梦境里也在对抗着什么。

“爸，”我低声喊他，“爸，你醒醒。”

他没有反应。杨叔站在门口，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别喊了，他醒不了的。”

我直起身，看着他。

“杨叔，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了，陪你爸喝酒。”

“你带来的那些茅台，都是假的。”

空气安静了。

杨叔的眼神变了，笑意从脸上一点点退去，露出底下的东西——那是一种平静的、坦白的表情，一种“既然你知道了那就摊开说”的表情。

“然后呢？”

“你每次带来的酒，倒在我爸杯子里的都比倒在你自己的多。而且你从来不喝你倒给他的那一杯。”

“继续。”

“上周我看到你在商场讨价还价，五粮液和茅台都是整箱拿，付的是现钱。你没有开票。”

“你知道得挺多。”杨叔叉起了手，声音不急不缓，“那你知道你爸喝醉之后每次都要抓着我的手，跟我重复同一句话吗？他说‘老杨，你老婆的事，对不起。’”

我僵在原地。

“你妈走得那晚，你爸正在跟我喝酒。”杨叔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与他毫不相关的故事，“他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晚了，人到医院，你妈已经没气了。你爸从来没说过，但他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你妈——如果他不去喝那顿酒，提前回家，也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觉得他敢跟你说？”杨叔冷笑一声，“你是他儿子，他跟你说了，你还认他这个爸吗？”

我站在原地，觉得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变得很薄。我看着床上的父亲，他依然沉睡着，眉头紧锁，像在承受着一场永不醒来的噩梦。

“所以你就利用他这个愧疚？”

“利用？”杨叔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话，“是你爸求我来陪他喝酒的。第一个月，他给我打了七次电话。七次。他说老杨你来陪我喝一杯，我一个人撑不住了。你说我怎么拒绝？”

“那你为什么要睡主卧？”

杨叔沉默了片刻。他的表情出现了一种非常轻微的变化，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惯常的笑。

“因为我老婆也死了。”

他说得很轻，非常轻，轻到我几乎以为是听错了。

“三年前。”他补了一句。

“那你……”我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所有的话都是徒劳。

“睡主卧有她的味道。”杨叔说，“我知道这么说很变态，但就是这样。你爸喝完酒倒床就睡，我坐在他客厅里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三年前的事。但你家主卧的女人香水和你妈的不一样，那味道我分得出来。我睡在里面，假装她还活着。”

他走到茶几前，拿起半瓶茅台，倒了小半杯，灌下去。

“我老婆走的那天，我还在上班，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说上。”他放下杯子，“你爸知道，所以他从来不问我为什么非要睡主卧。”

窗外有车经过，灯光扫过客厅，明灭一瞬。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杨叔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久到我听见次卧的闹钟滴答作响，枯燥，规律，像某种不可逆的倒计时。

“那……你今天说的好消息是什么？”

杨叔抬头看我，嘴角挂着一丝奇怪的笑意。他慢慢站起来，走到那个装茅台的纸箱前，用指甲划开封条，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递到我手里。

是一份委托书。

甲方是我爸，乙方是一个叫“杨建国”的人——杨叔的真名。文件的内容，是关于一套房产的授权管理。地址不是我家的房子，而是我爸名下的一套老房子，早年拆迁分的，一直空着。

“他要卖掉那套房子，”杨叔说，“钱都给我。”

“为什么？”

“他说，这辈子欠我的。”

杨叔把剩下的茅台瓶盖拧紧，站起来，走向玄关。他穿上外套，套上鞋，拉开门，外面是漆黑的走廊。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你爸说，如果你妈走的时候他在家，他至少能让她走得不那么害怕。而我老婆走的时候，我在加班。他替我还了这个债，我心里就好受。你以为我是来害他的，可实际上，我们互相欠着一条命。”

他走了。走廊的声控灯熄灭，一切重归黑暗。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份文件，听着主卧里父亲的鼾声。他翻了个身，梦呓般喃喃了一句，像一个人的名字，又像一句道歉。

桌上有半杯没喝完的酒。我端起来，凑到嘴边，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

真假已经不重要了。

原来这世上的醉，从来都是自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