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河内街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公共书写秩序正在建立。公告、报纸和学校课本，逐步改用国语字；曾经出现在官府、寺庙和私塾中的汉文，开始退到古籍与碑刻之中。
但春节一到，情形又有些不同。红纸铺开，墨香飘出，集市上的书家提笔写下一个醒目的汉字：福。
这不是汉字重新成为日常文字，而是一个文化符号留了下来。越南社会经历了文字制度的更替，却没有轻易舍弃这个寄托吉祥的字。
汉字进入越南的时间很早。公元前二世纪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的治理和往来，汉字逐渐用于政令、簿籍与宗教记录。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越南的官方文书和知识体系都以汉文为重要基础。
隋唐以后，儒学、佛教和道教不断传播，汉字的使用范围随之扩大。越南古代士人不仅用汉文写史，也用汉文作诗、撰文。后来形成的喃字，虽然更接近越南本土语言，却仍大量借助汉字构形。
科举制度更使汉字具有特殊地位。读书人要熟悉经史，进入仕途必须经过文字训练。对普通家庭而言，能否供子弟读书，往往关系到家族能否改变身份。那时的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也是一条通往官场的道路。
变化出现在近代。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开始用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并逐渐形成国语字。法国势力进入越南后，这种文字被赋予了更强的行政和教育功能。
1858年，法国舰队在岘港登陆，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和政治控制由此展开。殖民当局需要一种便于管理、印刷和推广的书写方式，国语字正符合这种需要。它不依赖多年经典训练，普通人经过较短时间学习，也能掌握基本读写。
这其中既有教育普及的现实因素，也有殖民统治的政治考量。法国当局逐步压缩汉文教育的空间，国语字进入学校、报刊和行政机构。原本掌握汉文的士绅阶层，影响力随之下降。
有意思的是，国语字并非单纯由法国人突然创造。早期传教士在记录越南语时，已经进行了长期摸索；后来越南知识界也参与改进和推广。到了二十世纪，国语字被民族主义者用于传播新思想，原本服务于殖民行政的文字，反过来成为动员民众的重要工具。
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新政权面对文盲比例较高、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把国语字作为普及教育的重要手段。1946年以后，国语字在学校和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汉文则不再承担国家日常运行的主要功能。
对联也随之改变。过去常见的汉字春联，逐渐被越南语拼写文字替代。可到了春节，许多家庭仍会保留一张“福”字，或者把它写在红纸、门饰和礼品上。
一位老书家曾对来求字的人说：“春联可以用国语字，福字还是想要汉字。”这句话未必代表所有越南人的选择，却说出了这个字特殊的命运：它已经不再是制度文字，却仍是节俗文字。
“福”能够留下，原因并不复杂。春节在越南称为“春节”，是家庭团聚和祭祖的重要时节。人们张贴红色装饰，祈愿平安、丰收和家人康健。“福”字笔画简洁，含义直观，又容易与红纸、书法和年节礼俗结合，因此比一般汉字更容易被保留下来。
它还进入了工艺品和宗教空间。寺庙匾额、祖先牌位、瓷器纹样、剪纸和刺绣中，都能见到汉字遗存。对不少华人社群而言，这个字又多了一层家族记忆。
明清以来，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商人、手工业者陆续移居越南，在会安、堤岸、河内等地建立会馆和寺庙。即使公共教育改用国语字，部分华人家庭仍在节庆时张贴汉字春联，也把“福”写在家门或神龛旁。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始终抹不掉”，不是说越南仍把“福”列为正式文字，也不是说汉字在当地完全消失。越南今天的国家行政、学校教育和大众出版，主要使用国语字；汉字更多存在于古迹、宗教、书法、民俗和华人社区之中。
一个文字退出制度，并不等于它承载的意义立刻消散。“福”留下的，正是这种差别。它不再负责记录政令和课本，却继续出现在春节的红纸上，成为越南文字变迁中最醒目的一处旧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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