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不能仅作纵向比较，还需与类似国家横向对照。起步于同一时代的日本，正是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对象。1861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两者皆以工业化为核心，且洋务运动虽早起步七年，但正式的现代工业建设始于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设立，仅比日本早三四年。因此，中日早期工业化面临着基本相同的国际国内环境，并呈现出诸多共同特征。
第一，同以外部压力为启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国，十二年后日本亦在武力威胁下开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在日本攫取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特权，经济侵略急剧扩张，传统手工业遭受重创，财政困难，民变蜂起。为抵御外侮、增强国防，中日先后以“求强求富”和“富国强兵”为目的，开启了工业化进程。
第二，同以兴办军事工业为开端。因最初动机皆为抵御外敌，军事工业自然成为第一步。清政府从1865年起大规模创办军事工业，至1890年共开办21家。日本明治政府则从1868年起接收、扩建旧兵工厂并创建新厂，到1884年，军事工业的职工人数和动力分别达到民用工业的9倍和3.5倍，成为近代工业的主导部门。
第三，同以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途径。两国的工业化并非由内部工场手工业自然演进，而是通过引进西方的设备、技术、人才乃至资金与组合方式展开。因此，早期工业化都对西方带有依附性。
第四，同以内外结合、新旧结合为基本方针。中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传统制度中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以自救。日本则奉行“和魂洋才”，以固有民族精神为指导，西方生产技术为方法，实现两者的结合。
第五，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由于工业化是超越本国经济发育程度移植而来，西方现代工业与本国传统手工业并存，形成土洋并举的结构。现代工业的引入刺激传统手工业仿效过渡，而其建设资金又主要来自传统产品出口，从而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互动关系。
尽管有上述共性，但中日两国在思想认识与具体方针上存在本质区别，这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首先，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不同。中国作为天朝大国，对侵略反应迟缓，被打击一次才挪动一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的主张未受重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打击下才开始军事工业化。全民工业化运动更是在甲午战败后才逐渐启动。日本则因国小震动大，能以中国屡战屡败为鉴，较清醒地看到西方强处。明治政府成立后，对外妥协避免直接冲突，对内坚决改革封建制度，全面学习西方，走上了主动、迅速的工业化道路。
其次，军事工业对全民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不同。洋务运动虽以“求强求富”为口号，但始终侧重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不仅晚七年才开始，且服从于“求强”主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主要动因是解决军事工业的经费与原料困难，如为供给制造局燃料而开煤矿，为加快军情传送而设电报局。这限制了民用工业发展，使其长期受制于清政府。同期日本则较好协调了强兵与富国的关系，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到1884年，日本政府开办的大型工矿企业达30余家，涉及铁路、邮电、纺织、银行、保险等，种类远超中国，为全面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移植西方制度的深度不同。洋务运动仅移植产业与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排斥。日本“殖产兴业”不仅移植产业技术更广，还仿照西方设立工部省、大藏省等经济管理部门，并在1880年前制定了地税、公债、货币、商业会议所等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第四，内部政治因素不同。洋务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未变，领导集团中的洋务派属封建官僚改革派，未掌握最高统治权。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基本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改革家掌握政权，能积极有力地推行工业化，使其得以有计划、持续进行。
第五，政府对民办企业的支持力度天差地别。明治政府除直接投资近2亿日元创办基础产业外，还设立巨额基金资助民间企业，并通过廉价转让官营企业来增强民营资本。1884年开始的官办企业民办化，到1896年共有27家大型工矿企业拍卖给民间，为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形成打下基础，也使民办资本比例转为多数，工业化走上规模化经营。反观清政府，虽对官督商办企业有一定资金支持，但不仅要收“官利”，还巧立名目索取“报效”金。如轮船招商局被勒索赈捐、万寿庆典报效等，电报局常年免费承收官方电报，漠河金矿赔本承担军需运输。对于完全民间创办的企业，清政府则任其自生自灭。
第六，社会动员程度悬殊。工业化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日本政府运用政权力量，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将贵族地产和社会资金转化为产业投资。明治政府废除封建俸禄，发行“金禄公债”，鼓励华族、士族将公债券投资于新式产业。1880年，国立银行资本中华族和士族投资占74.2%，社会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成为主要来源。同时，政府大量建立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到1894年银行资本达1亿多日元，为工矿交通产业资本的68%，有力支撑了工业化。中国清政府则只重视官办军事及关联工业，未能用政权力量开展全面动员。买办收入积累资金约2亿两，但投资新式工矿交通业仅500万两，其余大量资金流向外商企业或传统行业。地主、官僚、绅士的资金根本未被触动，社会力量未被广泛动员。
上述差异使得中日工业化的成效差距日益拉大。到1892年，日本工矿交通企业达3065家，资本总额16378万日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升至33.1%，离工业国已不远。中国到1894年，新式企业仅187家，资本6749万元，分别仅为日本的6.1%和41.2%；1887年工业产值占比仅9.77%，到1914年才升至15.78%。中国从洋务运动起便已落后，其成败不言自明。
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虽具保守性，但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与科学文化，模仿开办新式学校和企业，使资本主义思想与生产模式在中国初步扎根。它以“求强”开端，继以“求富”，终及探索“议院之制”，虽包含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却也不可否认有抵御外敌、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面。这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已开始现代化的民族化与工业化搏动，并萌生了民主化思想。然而，洋务运动由少数受西方影响的旧官僚和绅商发起，未成真正国策，未能形成上下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实际举措仅限于单纯引进技术与设备，在旧社会结构中开办企业，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因此，它只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其求富举措尚有可嘉，其自强之道实属可训；其失败结局令人可悲，也为后人的现代化探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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