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香港，粟燕萍、唐如山与沈醉在分别三十多年后重逢。见面尚未开始，粟燕萍却先提醒丈夫：“他可能扇我耳光，你不要回手。”这句话，既有对沈醉旧日性情的畏惧，也藏着一段婚姻破裂后多年未曾真正了结的心结。
当时的沈醉，已经不是军统时期那个令人闻之色变的行动人员。可是，对粟燕萍而言，眼前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仍与记忆中的身份紧紧相连。她知道丈夫唐如山没有参与过那些旧事，更担心双方一旦言语冲突，场面难以收拾。
沈醉早年进入军统，起点并不算高，却因办事果断、头脑灵活，得到戴笠注意。他执行的第一次刺杀任务，是奉命处置军统叛徒胡继业。沈醉后来回忆，自己起初并不愿意动手，甚至提出将对方开除即可，但戴笠坚持要求他亲自执行。
这一关迈过去，沈醉的人生便发生了变化。抗战时期，他曾参与打击汉奸，也负责过秘密抓捕和审讯；但在政治斗争中，一些进步人士同样成为他的目标。军统内部称他能干，许多人却因他的手段而痛恨他。功劳与罪责，从很早开始便纠缠在一起。
戴笠去世后，沈醉失去了重要依靠。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毛人凤逐渐掌握局面，对沈醉多有猜忌。沈醉随后调往云南，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等职。1949年12月，卢汉在昆明起义，沈醉曾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后却仍被作为战犯收押。
粟燕萍与沈醉的相识，发生在抗战年代。1938年，粟燕萍进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习，后来参加临澧特务训练班，沈醉正是那里的教官。一次游泳时，粟燕萍误入深水，沈醉将她救起。那时的两人，恐怕都没有想到，这次偶然会改变彼此半生。
有一次，粟燕萍家中父亲病重，她急着赶回长沙。沈醉正好要去长沙探母，便让她搭乘自己的车同行。后来长沙遭遇文夕大火，粟燕萍孤身前往临澧寻找沈醉，甚至换上士兵服装。沈醉骑马途中，她替他捡起马鞭，两人抬头相认，场面颇为突然。
军统当时有不得随意结婚的规定。沈醉以两人早有婚约为由，取得戴笠默许，和粟燕萍成婚。婚后，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一年，育有五女一子。1949年局势急转时，沈醉将粟燕萍和孩子送往香港，自己留在云南处理局面。
12月，粟燕萍收到沈醉电报，得知他已经参加起义，以为一家人很快能够团聚。可她等来的不是丈夫，而是沈醉被关押的消息。那时粟燕萍三十岁左右，独自抚养多个孩子，生活压力极大。她判断沈醉身负旧案，恐怕很难重获自由，1951年改嫁唐如山。
唐如山原为国民党军队副团长，到了香港后与粟燕萍经营养鸡场。两人生活逐渐稳定，却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对沈醉的担忧。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惦记粟燕萍。1957年冬天，他见到小雪，想到粟燕萍的小名“雪雪”，在日记中写下盼雪的文字。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获特赦。恢复自由后，他急于联系粟燕萍，希望她回到自己身边。粟燕萍没有立刻回应，后来才托人写信说明已经再婚。双方原本约定在广州见面，粟燕萍却因害怕而没有赴约。这份退缩，与其说是无情，不如说是多年恐惧留下的本能反应。
此后的沈醉，逐渐接受了人生已经改变的事实。1965年，他与杜雪洁结婚，晚年主要在北京生活。杜雪洁知道他的过去，也承受过身份带来的压力，两人相互扶持二十多年。与此同时，沈醉的女儿沈美娟仍与香港方面保持联系，母女之间的牵挂，促成了那次迟来的见面。
1981年重逢时，沈醉没有发怒，更没有责问粟燕萍。他握住她的手，说自己没有尽到丈夫责任，感谢她和唐如山把孩子抚养成人。粟燕萍提出以后做朋友，沈醉却说：“我们不交朋友，两家合为一家吧。”转身又对唐如山说：“你叫我三哥。”
临别前，沈醉握着唐如山的手，请他继续照顾粟燕萍。一个曾经身处军统核心的人，晚年对旧日家庭的处理，已经不再是争夺和报复。1980年，他的起义将领身份得到确认；1981年，这场迟到的会面，也给分隔数十年的两家人留下了新的相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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