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清晨，越南北部边境的炮声越过山谷，中国边防部队和越军同时进入高强度作战状态。对外界来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冷战格局、地区安全和中越关系长期积累后的一次剧烈碰撞。
战事开始后，苏联、美国以及周边国家都在密切观察。中国军队从老街、高平、谅山几个方向展开行动，越军则凭借长期战争形成的工事体系和山地经验进行抵抗。日后，一些外国记者和军事作家根据战场见闻、越方材料及访谈，试图拼出这场战争的完整面貌。
日本军事作家三野正洋的相关叙述，常被用来说明越军在开战初期遭受的震动。他重点谈到2月26日以后谅山方向的战斗，也提到中国军队在炮兵、步兵和装甲力量配合下，逐步压缩越军的防御空间。
不过，“三天伤亡过万”这一说法，不能简单当作经过双方共同确认的精确数字。战争期间，中越两方公布的战果和损失存在明显差异，统计口径也不一致。日本方面的记录有参考价值，却不能替代正式档案。把它理解为对越军初期损失严重的概括，或许更为稳妥。
老街方向的推进，确实给越军造成了较大压力。越军部分据点被迅速突破，指挥机构和交通节点受到打击，原本依靠纵深配置形成的防线出现松动。对一支长期处在战争状态的军队而言，人员伤亡并非唯一问题，通信受阻、补给中断和指挥失灵，同样会迅速削弱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高平的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地山地密布，道路狭窄，部队展开和火炮转移都很困难。解放军在这里遭遇了顽强抵抗，也暴露出山地作战经验不足、运输保障紧张等问题。越军并不总是与大部队正面硬拼，而是依靠小股兵力袭扰行军队列，寻找薄弱环节下手。
一名基层军官曾感叹：“山里看不清敌人，炮弹也不能只靠数量。”这句话未必是史料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战场难题。牵引式火炮威力不小，但移动缓慢、展开时间较长，对道路和后勤依赖很重。一旦炮弹消耗过快，前线火力就难以及时接续。
越军的装备也不能被简单忽略。部分部队使用了战争中缴获的美制装甲车辆和运输设备，通信、机动与分散作战方面有一定基础。但装备多头配属，也造成难以集中使用的问题。装甲车辆一旦失去步兵掩护，便容易被分别打击，无法形成决定性突击力量。
2月27日至3月初，谅山外围战斗明显升温。同登一带是进入谅山的重要门户，双方围绕据点、道路和高地反复争夺。解放军调整部署后，集中炮兵和装甲力量实施突破，密集火力对越军工事产生了强烈冲击。
越军士兵真正感到压力的，并不只是炮弹数量，而是中国军队在连续攻击中的推进方式。阵地被压制后，步兵仍不断接近，伤亡没有立即让攻势停下来。三野正洋记录中提到，部分越军由此产生畏惧情绪，认为解放军“不会因损失而轻易后退”。这种心理变化，往往比单纯损失数字更能影响战斗结果。
但把解放军的胜利归结为“人海战术”，同样失之片面。炮兵准备、步炮协同、穿插分割以及对主要道路的控制，都是攻坚行动的重要环节。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尤其在高平和谅山方向，复杂地形使不少部队承受了超出预想的损失。
越军的另一个问题，是撤退和增援并不总能保持协调。有的部队据守过久，错过转移时机；有的部队被分散在各个据点，难以形成整体反击。谅山市区的巷战因此异常激烈，建筑物、街道和工事都成为争夺对象，双方都很难迅速解决战斗。
当时越南方面担心战火继续向南推进，曾调动精锐力量加强河内及谅山一线防卫。中国方面则在取得既定战果后，于3月5日宣布开始撤军，部队随后逐步回撤，至3月16日前后完成撤出。战争并没有演变成长期占领行动，这一点也决定了战事的范围和节奏。
这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十分具体：山地进攻不能只看兵力，炮兵必须跟得上，运输必须有预案，通信也要适应分散作战。至于“越军三天伤亡过万”的说法，更适合作为战场震荡的象征性描述，而不是未经核实的最终统计。真正击穿越军防线的，是持续火力、兵力投入和指挥调整共同形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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