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湖南岳阳，刚刚调任市委书记的张昌平坐在驶入城区的汽车里，手边放着一份干部名单。此行本应是一次普通的履新，却在接近市委大院时突然改变了性质：道路被人群堵住，警车和救护车停在一旁，武警与群众隔着大门相对而立。
车没有继续向前。
张昌平很快看明白，眼前并不是欢迎新书记的场面，而是一场因资金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群众举着纸板和横幅，要求追回投入的钱款。市委大门近在咫尺，他却无法从正门进入。
这件事的根源，来自岳阳一家名为富盛的公司。
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各种投资和集资活动。对普通家庭来说，银行存款利息有限，而一些公司开出的回报明显更高。有人想靠它改善生活，有人想给子女多攒一笔钱，也有人只是听亲友介绍，觉得“大家都投，应该不会出问题”。
富盛公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吸收资金。它办公场所气派，内部设置看起来也很正规，加上门前长期有人排队，许多群众便把这种热闹当成了可靠。面对提醒，不少人并不在意，甚至认为回报越高，机会越难得。
有人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没有高收益，谁还来投？”
这句话，恰恰折射出当时一些群众对风险的认识不足。许多人把人多、楼气派、熟人介绍，当成了企业有实力的证明，却很少追问资金究竟投向哪里，收益又靠什么持续产生。
到了1997年，富盛公司的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困难，原先承诺的回报无法兑现，前来取款的人迅速增加。公司试图拖延时间，也曾寻求担保和其他办法缓冲压力，但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局面很快失去控制。
更严重的是，公司内部随后发生了档案被毁的情况。相关材料记载，管理人员姚林辉曾安排清理会计资料和吸收资金记录，档案室最终被焚毁。此后，他因巨大压力自尽。公司负责人出事、账目缺失、群众无法取款，几件事叠在一起，岳阳社会情绪迅速升高。
张昌平在赴任前，对这起案件已有所耳闻。但真正抵达现场时，事情的规模仍超出了他的预料。群众并不是围堵某个普通企业，而是把对资金损失的焦虑，直接带到了市委大院门前。
他后来回忆，那是自己多年工作经历中少有的尴尬时刻，明明是来上任的市委书记，却连市委大门都进不去。最终，他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从侧面一处不显眼的小门进入院内，随即召集班子成员开会。
会议上的分歧并不小。
有人认为，群众当初已经被提醒过，投入资金属于个人选择，政府不宜替个人承担损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情既然已经造成大范围影响，地方政府就不能只说一句“风险自担”，然后把群众晾在一边。
张昌平的态度很明确：“事情已经发生，政府不能装作没看见。”
这句话并非承诺由财政包揽全部损失，而是确定了处置方向。岳阳市随即组织政法、财政、审计等部门成立工作组，对公司账目、人员、资产和资金流向展开调查，同时畅通信访渠道，对涉及群众进行登记和统计。
这一步看似基础，实际并不容易。参与者数量多，金额大小不一，许多家庭拿出的是多年积蓄。账目遭到破坏后，如何核实身份、确认金额，成为摆在调查人员面前的难题。没有清楚的证据链，既难追责，也难安排后续清偿。
张昌平要求，先盘点公司剩余资产，能够变现的尽快依法处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管理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办；如果干部队伍中有人牵涉其中，也要查清事实，不能因为身份特殊而回避。
调查结果显示，富盛公司涉及资金数额巨大，约达7亿元。这个数字放在当时，意味着大量家庭被卷入其中。相关人员陆续被查获，涉案的11名主要人员受到法律惩处，其中有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处置并没有一夜之间完成。有关部门对公司资产进行盘点、拍卖和变现，清偿工作持续了一年多。按照相关材料记载，已变现资产初步清偿了近一半欠款。对许多群众而言，能拿回一部分本金，至少说明这场危机没有被搁置。
市委大门前的对峙，后来逐渐平息。那场履新插曲，也让张昌平在岳阳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变得格外具体：地方治理不只是开会发文，更要在风险已经爆发时，厘清责任、稳定秩序，并把能做的事情一项项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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