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 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6件案例涉案金额从百余万元至千余万元不等。其中最刺眼的一件,是张某庆等人诈骗案:他们伙同医护人员利用获取的身份信息制作虚假住院病历、检查单骗取医保基金,国家医保局移交 1000 余条疑似骗保线索,最终查实诈骗金额619 万余元。而在此前披露的同类案件中,郑州牟州医院(原中牟县第二人民医院)的手法更直白——在系统里凭空设了一个"妇产科二病区":没有病房、没有床位、没有一名医生护士,却能生成住院记录。凭这个虚拟科室,编出四百四十多份病历,拿走六百一十四万余元。账面上,那个科室人满为患;现实里,那层楼根本不存在。

一、不是伪造一枚公章,是凭空造出一个科室

先把通报的事实摆清楚。据官方披露:

  • 涉事机构为医保定点单位,时间跨度为2014 年至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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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法是通过系统设置,制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妇产科二病区"没有真实病房、床位与医务人员,却可以在电脑系统里生成住院记录;
  • 造假不以病人到院为前提,医院利用村民、职工及家属的身份信息进行批量虚假住院,并补全病历、检查报告、化验单、处方
  • 虚拟病区编造了四百四十多份住院记录,骗取医保资金六百一十四万余元
  • 内部人员深度参与:院长、副院长、护士长等都有假住院记录,甚至出现副院长既是"病人"又是"主治医师"的描述。

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它不是在真账上做假账,它是在假账上做真账。

一般骗保是"把真做的事,报得贵一点"——多记一项检查、把便宜药串换成贵药、把门诊拆成住院。这一类,账是虚的,事是真的。而本案反过来:病人是假的,住院是假的,治疗是假的,只有结算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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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室要存在,需要病区、床位、排班、值班医生、交接记录、病历——只要有一项缺失,科室就不成立。而郑州牟州医院的做法是:把"科室"这个实体从物理世界里删掉,只保留它在信息系统里的登记。于是出现一个奇特的状态——它在本院系统里存在,在医保结算体系里存在,唯独在建筑图纸上不存在。

《资治通鉴》里对这类"只在册上存在的东西",有过一句极准的描述。司马光记汉献帝时诸侯王的处境——

"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诸侯王都有封地之名,却没有封地之实。名册上是王,实际上连一亩地都不归他管。司马光接着写得更狠:

"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

——虽然有王侯的名号,实际身份已经等同于平民。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本案的本质:你可以在册上给一个科室封王,但它依旧是个不存在的空壳。区别只在于,诸侯王的"空名"骗不到钱,而"妇产科二病区"的空名,能骗到六百多万。

二、虚报这门手艺,第一次获利就注定了它的传染性

这套手法并不新鲜。《通鉴》里最完整地记过一个"虚报—获奖—成风"的三段式。汉宣帝时:

"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治有异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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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相王成安抚有方,流民主动登记入籍的有八万余口,政绩特出,于是赐爵关内侯。八万余人是什么概念?一个郡的户口总数可能不过如此。这份政绩好得反常,但皇帝信了,赏了。

转折在几年之后:

"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

——有人对皇帝说:先前胶东相王成的八万余人,是伪造、自行加出来的数字,目的是骗取显赫的赏赐。

请注意"伪自增加"四个字——不是别人替他虚报,是他自己动手把数字加上去的。

然后司马光写下了全文最冷的一句,短短七个字: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从此以后,平庸的官吏大多开始搞虚报了。

这就是虚报经济的核心机制:它会自己繁殖。赏罚体系不核查过程、只认结果数字,而核查成本极高、被发现概率极低——那么"虚报"就从个体的越轨,变成一群人的理性选择。王成虚报一次得了一个侯爵,几年后才被人在背后说起;可他活着的时候,那个侯爵已经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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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算法,一千九百多年后依然在跑。一个不存在的科室,造假周期是七年;七年之中,它每个月都按时产生结算收入。它的风险是"被发现的概率×被发现后的追缴",收益是"每个月确定的现金流"——只要前者的期望值低于后者,这门生意就成立。

《通鉴》里还记了一个"系统性地虚报"的典型,比王成走得更远。唐中宗时,御史出巡括户:

"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馀万"

——州县官员迎合上意,只求查出得多,就虚报数字,甚至把"实户"(本该服正役的户籍)登记成"客户"(浮寄户口),一共括出八十余万户。

"或以实户为客"六个字,是本案的历史镜像:为了让"新增户口"这个数字好看,把本来就在册上的人改头换面记成另一类,就凑成了政绩。区别是唐代州县改的是户的属性,本案医院造的是病区的实体——但两者都在做同一件事:先在册上造出一个类别,再让它自动产出数字。

三、真正被吃掉的是"守规矩的人"的竞争力

到这一步,必须问那个最要紧的问题:为什么这类事能在七年里不被发现?

答案不完全在骗子的狡猾,而在核查的物理边界。

医保结算的核查,本质上是在核对三样东西的一致性:病历写了什么、医嘱开了什么、基金付了什么。这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在系统里。只要三者在系统内自洽,审核就通过了。而本案的手法,恰恰是把系统内的一致性做到完美:病历、检查报告、化验单、处方,一份不缺,全部补全。一份完美的假病历,和一份完美的真病历,在数据库里长得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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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者看不见的,正是那个物理事实:这层楼有没有这间病房。

《通鉴》里把这层意思写得极明白。唐德宗时,判三司的刘昫奉命钩考财政:

"昫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核,皆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征责丐取,故存之。"

——刘昫让人彻底钩考核查,发现账上那些数字都是历年积欠的虚数;而奸猾的吏员正靠这些"需要追缴"的数字向下勒索,所以故意把它们留在账上。

于是上奏之后,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其中四个字值得记住:

"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征。"

——这些只是白纸黑字上的虚数,全部免除、不再征收。司马光接着记结果:

"贫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老百姓大喜,而三司的吏员怨恨他。

请体会这五个字的分量:"而三司吏怨之"。刘昫只是把一个虚数从账上抹掉,为什么三司的吏员要恨他?因为那个虚数不是无用的装饰,它是吏员们的收入来源——没有虚数,就没有"追缴",也就没有借追缴之名向下索取的空间。

一笔虚账,会自己长出依赖它的利益链。本案中那个不存在的科室同样是活的——它支撑着床位费、诊疗费、检查费,以及参与造假的院长、副院长、护士长每个人的分成。所以案子查出来的时候,它不是"某个人的犯罪",而是一台已经运转了七年的小型机器。

到这里,才能看清这件事最不公平的地方。

一台七年不停产出的造假机器,对战的是一个老老实实只看病、只收该收的钱的医院。前者的账面收入更高、成本更低(没有真病房要维护、没有真病人要治疗)、还可以给"病人"发点钱让他们配合。在同一个支付标准下,守规矩的一方在竞争中永远处于劣势。

这正是《通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警告。汲黯曾对汉武帝说过一段到今天读来仍觉锋利的话:

"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

——略有一点小胜,就虚报斩获的首级数;打了败仗,就隐起来不报。上下文是边将平时守边就侵暴百姓,贪图小利就招致大害,胜了就虚报,败了就隐瞒,于是士兵在猾吏手下受苦,进不能求功名,退不能保全性命:

"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

请注意这个结构:虚报者受益,实干者受困。汲黯骂的表面是边将,实质是在说系统的奖励机制出了问题——当"上报的数字"比"实际做的事"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处境时,人就都会去经营数字,而不是去做事。

四、也有过说"不"的人,而且因此被记住了

如果《通鉴》只写到这里,那它不过是一部"坏人得逞史"。它没有,是因为它同样记下了拒绝虚报的人。

北魏时,主帅打了胜仗要写战报。当时的风气是"露布"——把战果写得极铺张,杀两三个贼、缴几匹马,也要写成长篇捷报。有人对魏主(当时的皇帝)说了这样一段话:

"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常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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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两三个贼、缴了几匹驴马,也要发露布;我在东观任职时,私下常笑话这种事。

然后他讲了最要紧的一句:

"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弥大。"

——如果我如今也高挂长绢、虚张功业,去效法那种做法,那我的罪就更大了。

他的选择是:

"臣所以不敢为之,解上而已。"

——我之所以不敢那样做,只是把实情上报而已。

司马光记下结局,只有四个字:

"魏主益贤之。"

——魏主因此更加认为他贤能。

这里藏着本轴唯一一把正向的尺子:一份战报的价值,不在它写了多少,在它敢不敢只写"解上而已"。

还有一件更硬的例子。晋武帝时,豫州刺史石鉴虚报战功:

"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

——石鉴因为攻击吴军时虚报首级数而获罪。晋武帝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

——石鉴是朝廷大臣,是我所信任的人,竟然也自甘下流、与那些人一同作假,这符合道义吗!处罚结果干净利落:

"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

——遣送回原籍,终身不再起用。

"吾所取信"四个字点出了要害。信任是有成本的:皇帝把托底的判断交给了石鉴,石鉴却用一次虚报消耗掉了它。虚报伤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是把"我信你"这件事提前用完了。本案中院长、副院长、护士长都在假住院记录上签了字——他们透支的不是医保基金,是"医生"这个词本身的可信度。

五、审计总是慢一步:这是一门"滞后结算"的生意

再看一层。这批案例为什么集中在 2026 年 9 月被最高检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因为稽核技术变了。

通报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国家医疗保障局将1000余条疑似骗保信息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线索是"疑似",数量是"1000余条",来源是"移交"。也就是说,这 1000 多条记录不是被举报的,是被系统筛出来的。最高检介绍中提到,各地检察机关已开发出数十种数字监督模型,专门发现"特种病药物""医保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基金账户"等骗保行为。而在这之前,靠人力核对海量病历几乎不可能——正如前述郑州案,账面完美自洽,人工审核看不出任何异常。

虚报这一行当,从来赚的都是"核查成本"的钱。核查一个人,成本是几分钟;核查一千万条记录,成本是几千人年。只要核查成本高于虚报收益,虚报就一定存在。它靠的不是有多高明,而是对方查不起。

《通鉴》里,这个道理被一位南朝官员说透了。宋孝武帝时,政纲弛紊、簿籍讹谬,皇帝下诏检定户籍,问:"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巧伪日甚,何以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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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近来巧诈伪冒越来越严重,该怎么整顿?

负责这件事的虞玩之上表,回答被司马光记了下来:

"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长。"

——要想求得清明,关键在于有勤勉明察的地方官。

他提的办法是:

"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虚昧,州县同科。"

——重新订立明确的规章,允许人们自首改为;执迷不悟的,按制度严惩;如果还有虚报隐瞒,州县官一同治罪。

"州县同科"四个字,是两千年来治理虚报最根本的一招:把核查责任,压到最了解实情的那一级头上。因为虚报能成立的前提,永远是上一级没有动力、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下一级的数字。一旦"你报的数错,你同罪",虚报的成本就立刻从"几十个字"涨到"自己的官位"。

这与今天"数据监督模型 + 行刑衔接"的思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子:不给虚报留一个"没人查得起"的角落。

六、"钱追回来了",不等于事情结束了

本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是受害者的处境。

被冒用身份的人并不知情——他们从未到过那家医院,从未住过那间不存在的病房,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但一旦虚假住院信息进入医保系统,它就成了一条长期存在、由本人无法删除的历史记录。

后果是什么?在购买商业保险时,可能被要求补充材料以证明信息准确;核保、理赔的流程因此被拖住或打折。而这些人什么也没做错——他们只是在某个时点,把自己的身份证或医保卡交给了一个自己认为可信的机构。

他们受到的惩罚,叫作"你需要自己去证明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没有发生。"

证明"有"很容易,拿出证据就行;证明"无"却是最昂贵的举证。这正是《通鉴》里那类最无辜的受害者所遭遇的处境。唐僖宗时,关东连年水旱,司马光记下那一段:

"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

——州县不把实情报上去,上下互相蒙蔽,百姓流亡饿死,无处申诉。"无所控诉"四个字,是整件事里最重的判词。它不是说有人欺负了百姓,而是说百姓连一个可以申诉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都在维持那个不真实的数字。

本案中那个不存在的科室,正是靠"上下相蒙"活了七年:医院报数据,医保按数据结算,没有人有机会去问一句"那间病房在哪"。

所以"钱追回来了"这句话,解决的是基金的问题,没有解决人的问题:追回赃款修复的是账,而虚籍留下的记录,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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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值得记住的,不是"六百一十四万"这个数字,而是它揭示的一条规律——一个体系只要"按登记发钱",就一定会有人去生产登记。

因为登记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多写一份病历、多设一个科室、多报一个数字,对造假者而言不过是敲几下键盘;而对应的收益是真实、持续、每个月到账的现金。成本与收益的这种极端不对称,才是虚报经济的真正燃料。

《通鉴》里记过一句很短的话,出自司马光记汉初谋士论立六国之事:

"设虚名而受实祸也。"

——设立一个虚名,却承受实实在在的祸患。

这句话原本论的是分封,但它精准地描述了本案的结构:"妇产科二病区"是一个虚名,六百一十四万是实祸,而最终承受这实祸的,是基金、是守规矩的同行、是那些从未到过那间病房的人。

那么怎么判断一件事是不是"虚籍冒实"?三条:

一、看它有没有一个可以被"走过去看一眼"的实体。一间病房可以被推开,一台手术可以被复盘,一个病人可以被找到。凡是那些"只能在报表上被验证、却无法被走到跟前看一眼"的东西,都值得警惕。

二、看它的收入是来自"做了什么",还是来自"登记了什么"。真正的医疗收入来自一台台真实发生的手术;虚籍的收入来自一条条被补全的记录。同一笔钱,来源不同,性质就不同。

三、看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数字担责。晋武帝那句"吾所取信",虞玩之那句"若有虚昧,州县同科",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数字是真是假,最终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信用押在上面。石鉴被"终身不得复用"的原因,不是他虚报了一次,而是他把"我信你"这件事用完了。

最后,回到那个不存在的病区。

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可能出现为一份没有举办过的活动签到表,一次没有开过的会议纪要,一张没有住过人的病床,一笔没有发生过的手术费。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在册子上完美无缺,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

荀悦论治理时说过一句判断标准:

"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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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说的话,就要核查他所做的事;举出他的名目,就要指出它的实体。

"举其名而指其实"六个字,是本篇最该记住的一句话。当我们看到"妇产科二病区"这五个字的时候,唯一需要做的动作,就是问一句:那个病区,在第几层?

问得出口,就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