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上旬，湖南岳阳城郊，国军第140师师长李棠带部队清理阵地时，发现十多名日军躲在尸体和废墟之间。他们衣衫破烂，面容憔悴，手里的步枪竟没有一发子弹。
更让中国士兵意外的是，牟龙光带着砍刀走近后，这些日军没有抵抗，反而纷纷跪倒，有人磕头，有人抱住自己的脖子，嘴里不断哀求。
这不是戏剧化的加工，而是牟龙光后来在回忆材料中提到的亲历情形。要弄清楚这些日军为何会狼狈到这种地步，还得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场环境说起。
1941年12月，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方向接连发动进攻，同时担心香港方向的作战受到中国军队牵制，便调集重兵进攻长沙。12月24日，日军越过新墙河，兵分多路向南推进。
日军原本希望迅速突破第九战区防线，迫使中国军队后撤。然而，薛岳并没有把部队集中在一处硬拼，而是利用湘北河流、丘陵和道路条件，反复迟滞日军，将其一步步引入纵深。
这种被后人称为“天炉战法”的部署，关键不在某一场冲锋，而在于让进攻部队不断消耗。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段，就要付出兵力、粮食和弹药的代价，等到想要撤退时，沿途道路又被破坏，后方联络也受到阻断。
战事最紧张时，李棠接到限期进攻岳阳的命令。140师距离岳阳路途遥远，部队刚经历激战，官兵疲惫不堪。可是军令传到，便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
严寒之中，部队连夜北上。渡汨罗江时，找不到合适船只，李棠只好带人寻找浅水处徒涉。江水深处超过两米，官兵衣服很快湿透，许多人冻得嘴唇发紫，却没有停下脚步。
抵达新墙河南岸后，侦察兵报告，日军已经派出部队增援岳阳，并在河北岸修筑工事。李棠明知凭一个师强攻岳阳困难重重，仍令第420团担任突击力量，第419团携迫击炮跟进。
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中国军队突破部分高地后，遭到日军顽强阻击，双方在山地和河岸反复争夺。日军最终向岳阳方向退却，第419团趁机以迫击炮轰击岳阳东郊和火车站，打乱了其撤退部署。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日军陷入困境的，并不只是正面火力。中国军队还破坏道路、袭击运输线，在关键地段设置阻击阵地。日军南下时难，北撤同样艰难，伤员、粮秣和弹药都无法顺畅转运。
1月4日前后，日军开始从岳阳撤退。为了掩护部队，日军从武汉方向调来飞机支援，护国垸一带成为争夺重点。第420团遭到日军一个联队的猛烈冲击，阵地一度十分危急。
牟龙光后来回忆，战斗中有些日军冲到阵地前，手里虽然端着枪，却迟迟不开火，只能任由中国士兵射击。当时他无法理解，直到战后查看遗体，才发现不少日军身上连一粒子弹也没有。
这说明他们并非不想射击，而是已经到了弹药耗尽的地步。此前被围困和反复阻击，使这支部队长期得不到补给。枪还在，子弹却没了；人还活着，体力也已经接近极限。
第420团突围后，得到第78军部队增援，战场局面随之发生变化。牟龙光重新返回护国垸寻找伤员，在阵地附近发现十多名来不及撤走的日军俘虏。他们饿得走路摇晃，衣服上满是泥污。
牟龙光提刀走近，几名日军立即跪下。懂日语的士兵翻译说，他们是在请求不要砍头。牟龙光随后表示：“只杀日本军阀，不杀日本平民。”这句话经翻译传出后，跪着的日军又向周围中国士兵磕头。
这些人最终被押往后方，未遭杀害。这个细节并不能替日军侵华行为开脱，却真实呈现了战场另一面：所谓不怕死的宣传，一旦失去补给、陷入绝境，普通士兵同样会恐惧，也会求生。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关于日军伤亡数字，战后不同方面统计并不完全一致，国民政府曾公布日军伤亡约五万六千人；中国第九战区伤亡约二万九千人的说法，也主要见于当时战报和相关回忆。
数字存在差异，但战局结果相当清楚：日军没有实现迅速攻占长沙、牵制中国军队的目标，反而在撤退中遭到持续截击。护国垸阵地上那些没有子弹的步枪，以及跪地求饶的俘虏，正是这场会战困境的一个具体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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