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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堂姐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菜市场挑豆角。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手还湿着。

“我离了。”她说。

我手一抖,豆角掉进旁边的土豆堆里。“你说啥?”

“离婚。今天上午办的。”

菜市场吵得很,卖鱼的那边在吆喝,剁排骨的咚咚响。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她说得清清楚楚:“五十五了,离了。谁也没告诉,就先跟你说一声。”

我连菜都没买完,拎着半袋子豆角就往家走。路上给她拨回去,她接了,声音挺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姐,到底咋回事?”

“婆婆摔了。脑出血,抢救过来了,半边身子动不了,在医院躺着呢。”

“然后呢?”

“你姐夫让我去伺候。我说不去。他说不去就离婚。我说行。”

就这么几句话。

我站在小区门口,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手里的豆角袋子勒得手指疼。堂姐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她说话从来不绕弯子,吐出个钉子就是个钉子。可她这回这钉子吐得也太大了点。

姐夫叫周建平,在城南一家建材公司干了二十年,是个小主管。堂姐在城东一家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三千二。两个人结婚三十二年,住在城北老小区一套两居室里,儿子周明远前年结的婚,在城西买了房,月供六千多,小两口自己还。

说起来,我跟堂姐走得近,是因为小时候在奶奶家一块儿长大的。她比我大七岁,我上小学那会儿她上初中,每天放学回来先给我扎辫子,再自己写作业。后来我爸妈去南方打工,我基本就是跟着堂姐混大的。她结婚那天我记得清楚,穿着红棉袄,脸圆圆的,笑得眼睛都没了。

那是腊月里办的酒。奶奶给了两百块钱随礼,我爸妈从南方寄了五百。周建平那边,他爹死得早,就剩个老娘。酒席是在村里大礼堂办的,八桌。周建平他妈全程坐在主位上,磕着瓜子,跟旁边人唠嗑。散席的时候,堂姐跟我说,婆婆一分钱没出。酒席的钱是周建平自己借的,婚后两个人一起还了两年。

“房子呢?”我问。

“他家那老宅子,三间瓦房,我嫁过去就住西屋。东屋他妈住。堂屋供着他爹的遗像。”

堂姐说这些的时候,已经嫁过去三年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周明远在院子里洗尿布。周建平他妈坐在屋檐下晒太阳,嗑瓜子,跟邻居说:“我腰疼,抱不了孩子。”

邻居说:“那你给搭把手洗洗尿布也行啊。”

老太太说:“那都是媳妇的活儿。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堂姐听见了,没吭声,手在冰水里搓着尿布,指关节冻得通红。我那时候十五岁,站在门口,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回去跟我妈说,我妈叹了口气:“你堂姐命苦。她妈死得早,没人教她。嫁过去就是受气的命。”

堂姐坐月子的时候,是秋天。周建平在镇上给人打零工,早出晚归。婆婆一天三顿给做的是小米粥煮鸡蛋,连个青菜都没有。堂姐奶水不够,周明远饿得直哭。她跟婆婆说能不能炖个鸡汤。婆婆说:“鸡下蛋呢,吃了可惜了。你多喝点粥,粥也下奶。”

堂姐自己爬起来,用热水泡了把红糖,喝了。月子里落下个腰疼的毛病,到现在一变天就直不起腰。

周明远从小就是堂姐一个人带。婆婆说腰疼,说腿疼,说脑袋疼,反正就是带不了。堂姐背着孩子去地里干活,把孩子放在田埂上,铺个麻袋,让他在上面爬。有一回孩子爬远了,差点掉进水沟里,堂姐吓得脸都白了。回去跟婆婆说,婆婆坐在屋里看电视,头都没回:“你自己不看好,怪我啊?”

这些话堂姐跟我说过不下十遍。每回说,每回都红眼圈。但她从没在周建平面前提过。我问她为啥不说。她说:“说了也没用。他只会说‘那是我妈,我能咋办’。”

周明远上小学那年,堂姐一家搬到了城北。周建平在建材公司转了正,一个月能拿四千多。他们租了个一居室,总算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婆婆一个人留在村里,堂姐逢年过节回去看看,买点东西,待一天就走。

周明远考上大学那年,堂姐高兴得不行,打电话跟我说了半个多小时。她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儿子可不能走我的老路。”

周明远争气,毕业后在城西一家公司做设计,一个月七千多。谈了个对象,是同事,两个人攒了几年钱,又跟堂姐要了八万,凑了首付,买了房。堂姐那八万,是她这些年在超市理货,一分一毛攒下来的。周建平当时说:“儿子买房,咱得出点。”堂姐说:“我出八万,你出多少?”周建平不吭声了。他那点工资,除了抽烟喝酒,剩下的都寄给他妈了。

堂姐也没计较。她跟我说:“我这辈子没指望他。我就指望我儿子。”

周明远结婚那天,堂姐穿了件暗红色的外套,头发盘得整整齐齐。婚礼上,儿媳妇改口叫妈,堂姐应了一声,眼眶红了。我坐在下面,看见她偷偷抹眼泪。

婆婆那天也来了。坐在主桌上,从头到尾没跟堂姐说一句话。散席的时候,婆婆拉着周明远的手,说:“孙子,你可得常回来看看奶奶。”周明远说:“奶奶,您放心。”

堂姐在旁边收拾剩菜,塑料袋哗啦哗啦响。

日子就这么过。堂姐五十三岁那年,超市裁员,把她裁了。她在家歇了两个月,又找了个保洁的活儿,给一栋写字楼打扫卫生。早上六点到十点,一个月两千八。她说:“趁还能动,多挣点。以后老了不跟儿子伸手。”

周建平还是那样,上班下班,抽烟喝酒,偶尔跟朋友打牌。他妈的养老钱,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寄一千五。堂姐从来没问过。她说:“那是他挣的,他愿意给他妈,我管不着。我自己挣的自己花。”

去年冬天,婆婆在村里摔了一跤。邻居打电话给周建平,周建平回去了一趟,把他妈送到了镇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髋骨裂了,得卧床。周建平在镇上待了三天,回来跟堂姐说:“我妈这样了,得有人照顾。”

堂姐正在择菜,手没停。“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接她来咱这儿。城里医院方便。”

“接来也行。你照顾。”

周建平点了根烟。“我白天上班,咋照顾?”

“那你就别接。”

“那是我妈。”

“我知道是你妈。你妈你自己管。”

周建平把烟掐了。“你是儿媳妇,你有义务。”

堂姐把菜盆往桌上一放。“义务?周建平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当年我嫁给你,你妈掏过一分钱没有?我坐月子,你妈管过我一顿饭没有?明远从小到大,你妈带过一天没有?”

周建平不说话了。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记着。”

“我记着。我记一辈子。”

那天晚上两个人吵到半夜。周建平摔了一个杯子,堂姐把卧室门反锁了。第二天早上,周建平自己坐车回了村里,把他妈安置在镇上一家小养老院,一个月两千八。这钱,他让堂姐出一半。

堂姐说:“我不出。”

“那是我妈。”

“你妈你养。我没花过你妈一分钱,我不欠她的。”

周建平没办法,自己扛了。一个月两千八,他工资六千多,寄给他妈一千五,养老院两千八,剩下不到两千块钱,抽烟喝酒都不够。他开始跟堂姐要钱。今天要三百,明天要五百。堂姐开始给了几次,后来不给了。

“周建平,你算算账。你一个月给你妈四千三,咱家房贷两千二,水电煤气物业费六百,你抽烟喝酒一千多,你算算你还剩多少?我一个月挣两千八,买菜买米交电话费,我贴补这个家多少?你跟我说你妈养老院要钱,那你自己少抽两包烟行不行?”

周建平急了:“我抽个烟你也要管?”

“我不是管你抽烟。我是管你拿我的钱去充孝子。”

这话戳了周建平的肺管子。他拍桌子:“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这话。你妈当年怎么对我的,你心里没数?现在她动不了了,想起我来了?早干嘛去了?”

周建平气得脸通红,摔门出去了。

过了半个月,养老院打电话来,说老太太闹着要回家,天天哭,饭也不吃。周建平去了一趟,回来脸色铁青。他跟堂姐说:“把我妈接回来。你要是不伺候,咱俩就离。”

堂姐正在擦桌子。抹布停在桌角上。

“你说啥?”

“我说,你要是不伺候我妈,咱俩就离婚。”

堂姐把抹布往桌上一扔。“周建平,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这话。”

堂姐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她说:“行。离。”

周建平愣住了。他可能以为堂姐会哭,会闹,会跟他吵。堂姐没吵。她走进卧室,关上门,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结婚证。

“明天上午,去民政局。”

周建平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第二天上午,两个人去了民政局。排了四十分钟队,交了九块钱,换了两个本。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大。周建平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堂姐没看他,直接去了公交站。

就这样。三十二年,完了。

堂姐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离完婚一个礼拜了。她搬到了城东一个老小区,租了个单间,一个月八百。屋里就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我去看她,她正在煮面条。

“姐,你真想好了?”

“想好了。”

“周明远知道吗?”

“知道。他给他爸打了电话,把他爸说了一顿。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妈,你做得对’。”

“那孩子没劝你们?”

“劝啥?他都看在眼里。从小到大,他奶奶管过他啥?他上大学那年,跟他奶奶要一百块钱路费,他奶奶说没有。转头给他堂哥家孩子买了辆自行车。明远跟我说,妈,我奶心里就没咱这一家。”

堂姐把面条盛出来,递给我一碗。我接过来,吃了一口,没放盐。

“姐,你以后咋办?”

“该咋过咋过。我还能动弹,保洁的活儿还能干几年。攒点钱,以后老了不拖累明远。”

“周建平呢?”

“他爱咋咋地。他伺候他媽去。他这辈子就跟他妈过吧。”

我端着那碗没放盐的面条,眼泪啪嗒掉进碗里。

“你哭啥?”堂姐笑了,“我都没哭。”

“我就是觉得……你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咋了?我养大了儿子,给他成了家。我没靠过谁。我对得起任何人。”

堂姐说的对。她对得起任何人。

过了几天,我去周明远家送点东西。周明远媳妇开的门,把我让进去。周明远坐在沙发上,眼圈发青,像是没睡好。

“你爸那边咋样了?”我问。

周明远叹了口气。“把我奶接回来了。请了个护工,白天来,晚上我爸自己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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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爸自己弄?”

“嗯。护工一个月四千,我爸工资不够,跟我借了两万。”

“你借了?”

“借了。我妈说让我借,说那是他爸,该帮还得帮。”

我愣了一下。堂姐这人,嘴上说得狠,心还是软。

“你妈那边你去看了吗?”

“去了。我妈那屋子太小了,我想让她搬我这儿来住,她不来。说一个人自在。”

周明远媳妇在旁边插嘴:“妈那个人,要强了一辈子,怎么可能来咱这儿。她说等她干不动了再说。”

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下楼的时候,碰见周建平。他提着一兜子菜,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看见我,勉强笑了笑。

“来看明远啊?”

“嗯。姐夫,你那边……还行吧?”

“还行。就是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还得伺候我妈。她晚上老闹,睡不好。”

“护工呢?”

“护工只管白天。晚上人家不管。”

我看着他,突然想起堂姐说的那句话——“他这辈子就跟他妈过吧”。

“姐夫,我姐那会儿坐月子,你妈给她炖过鸡汤吗?”

周建平愣了一下。菜兜子在手里晃了晃。

“那都多少年了……”

“是,多少年了。可我姐记着呢。”

周建平不说话了。低着头,看着脚底下的水泥地。

“姐夫,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就是想说,你妈现在这样,是挺可怜的。可我姐当年也可怜。你那时候咋没觉得她可怜呢?”

周建平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走了。走出小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周建平还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提着那兜子菜。

又过了半个月,堂姐给我打电话,说周建平来找她了。

“他来干啥?”

“说想复婚。说他妈现在在养老院,不用他管了。说他一个人过不下去了。”

“你咋说的?”

“我说,周建平,你妈不用你管了,你想起我来了。你妈用你管的时候,你咋没想起我?我一个人过了三十二年,你现在跟我说你过不下去了?你早干嘛去了?”

“他哭了?”

“哭了。五十多岁的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哭。我看了他一眼,走了。”

堂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没什么情绪。像在说一个陌生人。

“姐,你真不打算回去了?”

“不回了。我一个人挺好的。早上六点起来上班,十点下班,去菜市场买点菜,中午睡一觉,下午看看电视,晚上出去遛弯。没人跟我吵架,没人跟我要钱,没人让我伺候谁。我这辈子,就这几年过得最舒坦。”

我听着电话那头堂姐的声音,突然觉得她真的变了。以前她说话总带着一股子憋屈,现在那股子憋屈没了。像是背了三十二年的包袱,终于卸下来了。

“姐,那你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现在就想好好过几天清净日子。”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楼群。城北那片老小区,堂姐住了二十年的那个家,现在只剩周建平一个人了。

又过了些日子,周明远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在养老院闹得厉害,天天骂人,骂护工,骂周建平,骂堂姐。说堂姐没良心,说堂姐不孝。

“我妈知道吗?”我问。

“知道。我跟她说了。我妈说,‘她骂就骂吧,反正我也听不见’。”

周明远停了一下。“姑,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奶那天骂我妈,骂得特别难听。我爸在旁边坐着,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奶骂累了,我爸突然说了一句,‘妈,你别骂了。当年你对她那样,她没骂你就不错了’。”

我愣了一下。“你爸真这么说的?”

“真说了。我奶当时就不吭声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挺复杂的。周建平这个人,一辈子窝囊,一辈子听他妈的。临了临了,总算说了一句人话。可这句话来得太晚了。晚了三十二年。

入冬的时候,我去看堂姐。她换了份工作,在一家小饭馆帮厨,一个月三千五,管两顿饭。她气色比离婚前好了,脸也圆了点。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后厨切菜,看见我,擦了擦手出来。

“你咋来了?”

“路过,看看你。”

她把我带到饭馆旁边的小公园,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天挺冷的,她裹着件旧棉袄,手揣在兜里。

“周建平还找你吗?”

“找了两回。我没见。”

“明远呢?”

“明远上个礼拜来了,给我买了件羽绒服。我说不用,他说妈你穿着吧,别冻着。”

“孩子孝顺。”

“嗯。随我。”

她笑了笑。我也笑了。

“姐,你后悔吗?”

她看着前面那棵光秃秃的树,想了一会儿。

“不后悔。我就后悔一件事。”

“啥事?”

“后悔没早离。”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笑着笑着,眼角有点湿。她抬手抹了一下,说:“风大,迷眼了。”

我没拆穿她。

坐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该回去干活了。我看着她走进饭馆后门,围裙系得紧紧的,头发用发卡别着,利利索索的。五十五岁的人了,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菜市场。想起那天她给我打电话,我正在挑豆角。那会儿我以为天塌了。现在看看,天没塌。堂姐也没塌。她站得比谁都稳。

回家的路上,我给堂姐发了条微信:姐,晚上来我家吃饭,我炖排骨。

她回了个语音,背景音是锅碗瓢盆的响动,她声音挺亮:“行,我六点下班,六点半到。你多放点土豆,我爱吃土豆。”

我说好。

手机揣回兜里,风从领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可我心里挺热乎。

堂姐这个人,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嫁了人,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伺候完了,人家觉得理所当然。等她不想伺候了,人家说她没良心。

可良心这东西,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还指望我对你好,那叫欺负人。

堂姐五十五岁离了婚。原因挺简单:她不肯照顾病倒的婆婆。可往深了说,是她终于不想再忍了。

忍了三十二年,够了。

她现在一个人,租着间小屋子,在饭馆帮厨,一个月挣三千五。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脸上有笑模样了。

这比啥都强。

上周我去看她,她正在屋里腌咸菜。玻璃罐子摆了一排,萝卜条、黄瓜条、辣椒,红红绿绿的。她说:“等腌好了给你拿两罐。”

我说行。

她又说:“明远媳妇怀孕了。明年我就能当奶奶了。”

我说那你去伺候月子不?

她说:“去。那是我孙子。我受过的罪,不能让我儿媳妇再受一遍。”

她说完,低头继续切萝卜。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干脆利落。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堂姐这辈子,值了。她没靠过谁,没欠过谁。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风吹雨打,腰没弯过。

至于周建平,听说还在上班,还在伺候他妈。他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护工换了好几个,没一个干得长的。周建平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一半。

有一回在超市碰见他,他推着购物车,车里放着几包成人纸尿裤。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也点了点头。

擦肩而过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一股子烟味和药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走出超市大门,太阳明晃晃的。我想起堂姐腌的那排咸菜,红红绿绿的,摆在窗台上。阳光照上去,亮堂堂的。

日子还长着呢。堂姐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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