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去相亲，姑娘当面说看不上我，我推车要走，她妈追到村口
1991年的秋天，赣南的稻子刚割完，田里剩下一茬茬金黄的稻茬，像剃头师傅没刮干净的胡茬子。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两瓶赣州酒厂出的章贡酒，还有一条红塔山——这是我妈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就为了让我去隔壁张家围村相个亲。
那年我二十三岁，在农村已经算大龄青年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妈急得嘴上起泡，逢人就托媒婆，方圆十里但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她都能打听出个三五六来。这回介绍的姑娘叫陈秀兰，二十一岁，在镇上的裁缝铺学手艺，据说人长得周正，还会踩缝纫机。
“你可得给我争点气！”出门前我妈拽着我那件的确良衬衫的领子，左看右看，“头发也抹点头油，跟鸡窝似的。”
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闷声说了句：“成不成另说，别丢咱家的人。”
我嗯了一声，跨上车就蹬了出去。九月的风还带着暑气，吹在身上黏糊糊的。我的确良衬衫被汗洇湿了一大块，贴在背上凉飕飕的。路过镇上供销社的时候，我特意停下来，对着橱窗玻璃整了整衣领。玻璃里的年轻人瘦高个，颧骨有点高，眼睛倒还算精神，就是晒得黑，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
张家围村离我们村八里地，骑自行车半小时就到了。媒婆张婶早等在村口，一见我就笑：“哟，小周来了，收拾得挺利索嘛！”
我停好车，从后座解下酒和烟。张婶接过去掂了掂，满意地点点头：“懂事，懂事。”然后压低声音跟我说，“姑娘在家呢，她妈也在。我跟你说，秀兰这丫头心气高，你说话注意点，别太木讷，也别太油滑。”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笨，跟姑娘说话就脸红，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可事到临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张婶领着我七拐八拐，到了一栋青砖瓦房前。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柚子树，黄澄澄的柚子挂在枝头，看着怪喜人的。堂屋的门敞着，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脸上堆起笑：“来了来了，快进来坐。”
这就是秀兰她妈，王桂英。五十来岁的样子，圆脸盘，烫了一脑袋卷发，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短袖，看着挺能干的一个人。
我把酒和烟递上去，叫了声阿姨。王桂英接过东西，嘴里客气着：“来就来嘛，带什么东西，破费了破费了。”一边把我让进堂屋，又朝里屋喊，“秀兰！秀兰！人来了，你倒是出来啊！”
里屋半天没动静。王桂英尴尬地笑了笑：“这丫头，还在换衣服呢，你坐，你坐。”
我在竹椅上坐下，手心全是汗。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搪瓷茶盘，里面有几个玻璃杯。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旁边挂着个石英钟，滴答滴答地响。我偷偷扫了一圈，这家里条件还行，电视机是台十四寸的黑白熊猫牌，收音机搁在柜子上，擦得锃亮。
等了大概五分钟，里屋的门终于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穿着白底碎花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皮肤白白净净的，眉眼倒是清秀，就是嘴唇抿着，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是秀兰。”王桂英推了推女儿，“快叫人啊。”
“你好。”我说，声音干巴巴的，连自己听着都别扭。
陈秀兰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下头，然后在她妈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就像看一件普通的家具。
王桂英开始张罗着倒茶，又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老实巴交地回答，家里五口人，爸妈加上我和两个妹妹，种着六亩水田，农闲的时候我会去镇上帮人修自行车，一个月也能挣几十块钱。
“修自行车？”王桂英眼睛亮了亮，“那是个手艺活啊，不错不错。”
“就是瞎鼓捣。”我说，“小时候拆家里的闹钟被我爸揍了一顿，后来慢慢就喜欢琢磨这些机械的东西。”
陈秀兰突然开口了：“你初中毕业？”
“嗯，读到初三，家里供不起了。”
“那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
这话问得直接，我愣了一下：“种田的话，一年下来除去口粮，能剩个三四百吧。修自行车是额外收入，旺季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七八十。”
陈秀兰皱了皱眉，没再说话。王桂英赶紧打圆场：“年轻嘛，以后日子长着呢，慢慢来。小周这人看着踏实，会手艺，饿不着。”
接下来就是一些有的没的闲聊。王桂英问得很细，家里有几间房，有没有欠债，两个妹妹出嫁没有，以后分家怎么分。我一一作答，后背的汗已经把衬衫洇透了。陈秀兰全程不怎么说话，偶尔应一声，眼神却总是飘向门外，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
坐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王桂英起身说去做饭，让我和秀兰单独聊聊。她进了厨房之后，堂屋里安静得只剩下石英钟的滴答声。
我绞尽脑汁想找个话题，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你们村的柚子长得挺好。”
“嗯。”陈秀兰应了一声，低头抠指甲。
“我们家那边也有几棵柚子树，但是结的果酸得很，不知道是不是品种不行。”
“哦。”
我又卡壳了。那种感觉很难受，就像你拼命往一口枯井里扔石头，却始终听不到水声。我咬了咬牙，决定把话摊开来说：“秀兰同志，我知道我这条件不算好，但我这个人肯吃苦，不会让人饿着的。你要是觉得可以，咱们就先处着看看；要是不行，你也直说，我不耽误你。”
陈秀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周志强，说实话，我看不上你。”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愣住了，脸上的笑容僵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陈秀兰继续说下去，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份通知：“你人倒是老实，但这年头光老实有什么用？我学了两年裁缝，想在镇上开个店，少说也要几百块钱的本钱。你在家务农，一个月挣那几十块钱，什么时候才能攒够？”
她顿了顿，又说：“我不是嫌贫爱富，但总得为以后打算。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她说得没错，我确实穷，穷得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像个傻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拎着借来的烟酒，跑到人家家里来自取其辱。
“我知道了。”我站起来，声音哑得厉害，“打扰了。”
我没去看她的表情，转身就往外走。走到院子里的时候，王桂英从厨房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哎，小周，怎么走了？饭马上就好了！”
“阿姨，不用麻烦了。”我头也不回地说，“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比吃饭重要？”王桂英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吃了饭再走，我都把鸡杀了！”
我挣脱她的手，脚步更快了。走到村口，找到我那辆二八大杠，弯腰去解车锁的时候，手抖得钥匙都对不准锁眼。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不容易打开锁，推着车就要走。
“小周！小周你等等！”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声。我回头一看，王桂英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额头上全是汗，碎花短袖的下摆被风吹起来，露出腰上白花花的肉。
“你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她跑到我跟前，弯着腰喘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秀兰那丫头跟你说啥了？”
“没说什么。”我不想多谈，只想赶紧离开这个让我难堪的地方。
“你别骗我，我了解我闺女。”王桂英叹了口气，“她是不是说难听话了？这死丫头，我回头骂她去！”
“阿姨，真没什么。”我跨上车，准备蹬出去。
王桂英一把抓住车后座：“你先别走，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只好停下来，一只脚撑着地，等着她开口。
王桂英看了看我，忽然笑了：“小周，你今年二十三？”
“嗯。”
“属猴的吧？”
“嗯。”
“我们家秀兰属鸡，比你大一岁。”她自顾自地说，“女大一，抱金砖。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我苦笑了一下：“阿姨，您别安慰我了。秀兰说得对，我这条件确实配不上她。”
“放屁！”王桂英突然提高了嗓门，“什么叫配不上？我跟你讲，小周，我看人准得很。你这孩子虽然话不多，但眼神正，是个靠谱的人。秀兰那丫头是被她那些小姐妹带坏了，整天想着穿好的用好的，也不想想咱们是什么家庭出身。”
她说着，语气软了下来：“再说了，谁不是从穷日子过来的？我和你叔结婚的时候，家里就一间土坯房，一张床还是借的。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只要两个人肯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低着头不说话。王桂英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好好说说秀兰。过两天你再过来一趟，到时候我做东，咱们好好吃顿饭，行不行？”
“阿姨，真的不用了。”我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秀兰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王桂英急了，“你听我的，回去好好想想。秀兰那丫头就是一时糊涂，等她转过弯来就好了。”
我还是摇头。王桂英看我态度坚决，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那行，你不愿意就算了。不过小周，你是个好孩子，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她抽出两张十块的，塞到我手里：“这钱你拿着，算是阿姨给你的路费。”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我连忙推辞。
“拿着！”王桂英把钱硬塞进我衬衫口袋里，“你大老远跑来，还带了那么多东西，不能让你白跑一趟。这钱你买包烟抽，或者下次相亲的时候买件新衣裳。”
我鼻子一酸，眼眶热热的。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份心意。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给了我比亲妈还多的温暖。
“阿姨，谢谢您。”我声音哽咽。
“谢什么，快回去吧，天都快黑了。”王桂英挥了挥手，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了小周，你要是真想学点手艺，可以去镇上找老李头学修摩托车。那玩意儿比自行车挣钱，现在骑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点了点头，目送着她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晚风吹过来，带着稻田里秸秆的味道，还有远处谁家做饭的烟火气。我骑着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妈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我回来，赶紧迎上来：“怎么样？姑娘咋样？”
“没成。”我把自行车支好，简单说了两个字。
“为啥没成？是你没看上她还是她没看上你？”
“她没看上我。”
我妈的脸一下子就垮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那张嘴，跟锯了嘴的葫芦似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你？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见了姑娘多说几句好听的，你就是不听！”
我没吭声，径直走进屋里。我爸坐在饭桌前，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盅散装白酒。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把酒杯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倒了一杯酒，一仰脖子灌了下去。辣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烧得胃里暖烘烘的。我又倒了一杯，这次喝得慢了些，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
我妈还在外面絮絮叨叨，说我不会来事，说我不懂女孩子的心思，说她为了这门亲事花了多少钱。我听着听着，耳朵里渐渐只剩下嗡嗡的声音，像夏天池塘边的蚊子。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白天的一幕幕，陈秀兰那句“我看不上你”像根刺一样扎在心里。我不是恨她，我只是恨自己没本事。二十三岁了，一事无成，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镇上。找到了王桂英说的那个修摩托车的铺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正在拆发动机，满手都是机油。
“您是李师傅吗？”我问。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打量我：“干啥？”
“我想跟您学修摩托车。”
“学徒？”老头擦了擦手，“一个月十五块钱学费，自带午饭，学半年出师。”
十五块钱，不算贵。我从兜里掏出王桂英给的二十块钱，递了过去：“这是第一个月的学费。”
老头接过钱，揣进兜里：“明天早上七点来，晚了就别来了。”
就这样，我开始学修摩托车了。
学修摩托车的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苦也是最充实的时光。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把家里的猪喂了，再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到镇上。李师傅是个严厉的人，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刚开始那几天，我连扳手都拿不稳，拧螺丝都能把手划破。李师傅骂我笨手笨脚，骂我是榆木疙瘩，骂完了又把活儿抢过去做一遍给我看。
“看到没有？这个螺母要用巧劲，不能蛮干。你那样拧，螺纹都给你拧花了！”
我站在旁边，认真地看他操作。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但干活的时候却很灵巧，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我心里暗暗佩服，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练成这样。
慢慢地，我学会了拆发动机、换活塞环、调化油器、补轮胎。李师傅看我学得快，脸色也好看了一些，偶尔还会夸我两句：“你小子还行，不算太笨。”
到了年底，我已经能独立维修大部分摩托车故障了。李师傅跟我说：“你可以出师了，自己在镇上租个铺面，开个修理铺。要是资金不够，可以先在我这儿干一段时间，攒点钱再说。”
我想了想，决定先回家过年，过了年再说。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骑着车回家，后座上绑着李师傅送的一箱零件和一些工具。路过张家围村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远远地看见村口的大樟树下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身影有些熟悉。
走近了才看清，是王桂英。她坐在石墩上择菜，身边放着个竹篮子。看见我，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小周？好久不见了！”
我停下车，叫了声阿姨。几个月不见，她好像瘦了一些，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她上下打量我，“晒黑了不少，也壮实了。”
“在镇上跟人学修摩托车。”我说，“今天刚出师，回家过年。”
“修摩托车？”王桂英眼睛一亮，“那可比修自行车挣钱多了！我就说你小子有出息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还得感谢您，要不是您当初提点我，我也想不起来学这个。”
“谢什么，我就是随口一说。”王桂英摆摆手，“对了，你还没吃饭吧？走，去家里坐坐，正好我刚蒸了红薯。”
“不用了阿姨，我得赶回去，我妈还等着呢。”
“急什么，吃个红薯又不耽误功夫。”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的车把，“走吧走吧，正好我还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拗不过她，只好跟着去了。一路上，王桂英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变化，谁家盖了新房子，谁家的儿子考上了中专，谁家的牛丢了又找回来了。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却在想，她到底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到了她家，院子里那几棵柚子树还在，柚子早就摘光了，只剩下一树绿油油的叶子。王桂英让我在院子里坐下，自己去厨房端了一盘热气腾腾的红薯出来，又倒了杯茶。
“吃吧，刚出锅的，甜得很。”
我拿起一个红薯，剥了皮咬了一口，确实甜，糯糯的，入口即化。王桂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笑眯眯的。
“秀兰不在家？”我随口问了一句。
王桂英的笑容淡了一些：“她去广东打工了，中秋节走的。”
“哦。”
“跟她表姐一起去的，说是进厂，一个月能挣两三百。”王桂英叹了口气，“这孩子，心野了，待不住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埋头吃红薯。王桂英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小周，其实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我抬起头：“怎么了？”
“上次那事，秀兰那丫头说话太难听了。我后来骂了她一顿，她还跟我吵，说我不懂她，说我老封建。”王桂英的眼圈红了，“你说我这个当妈的，图什么？不就是想让闺女找个靠谱的人过日子吗？”
“阿姨，您别这么说。秀兰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坏事。”
“有什么想法？她就是嫌贫爱富，看人家出去打工的穿得好用得好，就眼红了。”王桂英擦了擦眼角，“可外面哪有那么好混？我听她表姐说，她们在厂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吃得也不好，住的地方跟鸽子笼似的。我心疼啊，可她不听我的。”
我默默地把最后一口红薯吃完，拍了拍手上的灰：“阿姨，儿孙自有儿孙福，您也别太操心了。”
“能不操心吗？”王桂英苦笑了一下，“算了，不说她了。你呢？有对象了吗？”
“还没有。”我说，“刚学会手艺，想先把事业搞起来再说。”
“也对，男人嘛，先立业后成家。”王桂英点点头，“你要是开了铺子，告诉我一声，我帮你宣传宣传。我在镇上认识不少人呢。”
“那就先谢谢阿姨了。”
又聊了几句，我起身告辞。王桂英送到门口，忽然拉住我的手：“小周，你要是有空，常来坐坐。我一个人在家也怪冷清的。”
我点了点头，骑车离开了。走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王桂英还站在门口，朝我挥了挥手。
那个冬天，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期间又去过两次张家围村，一次是给王桂英送了两条自己做的腊肉，一次是她家的电视机坏了，让我帮忙看看。每次去，王桂英都很热情，做好吃的留我吃饭，临走还要塞些自家种的菜给我。
我妈知道后，酸溜溜地说：“你倒好，亲事没成，认了个干妈。”
“人家对我好，我总不能不知好歹吧。”我说。
“对你好有什么用？又不能把她闺女嫁给你。”
我没接话。说实话，经过那次相亲之后，我对陈秀兰已经没什么想法了。倒是王桂英，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我妈虽然也疼我，但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唠叨和埋怨，不像王桂英，说话做事都让人心里暖暖的。
过完正月十五，我揣着攒下的两百块钱，去了镇上。在李师傅的介绍下，我在镇西头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门面，月租三十块钱。铺子不大，但位置还可以，紧挨着镇上的集市，人来人往的。
我把铺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用木板搭了个工作台，又从李师傅那里赊了一批常用零件。开业那天，我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请客，只是在门口挂了块牌子——“志强摩托车修理部”。
生意一开始并不好。镇上已经有了一家修摩托车的铺子，老板姓刘，干了七八年了，熟客很多。我的铺子新开张，没人敢把车送来修，怕我技术不行。
头一个星期，一个顾客都没有。我每天坐在铺子里发呆，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了第八天，终于有个中年人推着一辆嘉陵70来了，说是打不着火，让我看看。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火花塞积碳严重，换了新的就好了。中年人试了试车，满意地点了点头：“小伙子手艺不错嘛，多少钱？”
“两块。”我说。
“这么便宜？”中年人愣了一下，“老刘那儿换个火花塞要五块呢。”
“刚开业，薄利多销。”我笑着说。
中年人很高兴，说以后修车就找我。果然，没过几天他又来了，还带来了几个朋友。就这样，靠着价格实惠和技术过硬，我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到了四月份，每个月的纯收入已经能稳定在一百五十块左右了。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给自己买了件新衬衫，又给家里添了一台电风扇。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我有出息。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收拾工具准备关门，一辆摩托车停在门口。我抬头一看，骑车的是个女人，戴着头盔，看不清长相。她把车支好，摘下头盔，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是陈秀兰。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陈秀兰比去年瘦了一些，也白了一些，穿着一件时髦的牛仔外套，头发烫成了大波浪，看起来跟城里姑娘没什么两样。
“好久不见。”她先开口了，语气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好久不见。”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刚到。”她拍了拍摩托车，“这车在路上抛锚了，链条掉了，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放下手里的工具，走过去看了看。链条确实掉了，而且磨损得很厉害，估计撑不了多久了。
“链条得换了。”我说，“旧的磨得太厉害了，就算接上也用不了几天。”
“那就换吧，多少钱？”
“加上手工费，十五块。”
陈秀兰皱了皱眉：“这么贵？”
“已经是成本价了。”我说，“这种链条质量好，能用两三年。”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行，换吧。”
我把车推到工作台前，开始动手。陈秀兰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气氛有些尴尬，我想找点话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说你开了这家铺子？”她先打破了沉默。
“嗯，开了快两个月了。”
“生意怎么样？”
“还行，勉强能糊口。”
“谦虚了吧，”她笑了一下，“我听我妈说你干得挺好的，一个月能挣不少钱。”
我心里一动：“你妈经常提起我？”
“也不是经常，就是偶尔会说。”陈秀兰的语气有些不自然，“她说你人实在，手艺也好，让我多向你学习。”
我低头干活，没有说话。链条换好了，我又检查了一下其他部件，发现刹车片也快磨没了：“刹车片也得换了，不然不安全。”
“那就换吧。”
“再加十块。”
“行。”
我又把刹车片换了，前后折腾了半个小时。全部弄好后，我发动引擎试了试，一切正常。陈秀兰掏出二十五块钱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指，凉凉的。
“谢谢你。”她说。
“不客气，路上小心。”
她戴上头盔，跨上车，正要发动，又停了下来：“周志强，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恨我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陈秀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
“不恨。”我最终说道，“你说的都是实话，没什么好恨的。”
“可是我那时候说的话确实很难听。”
“都过去了。”我说，“而且说实话，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当时点醒我，我可能还在家里种田，不会有今天。”
陈秀兰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还真是个好人。”
说完，她发动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王桂英来找我了。她提着一篮子鸡蛋，说是自家母鸡下的，非要送给我。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
“秀兰去找你了？”她装作不经意地问。
“嗯，她摩托车坏了，来修了一下。”
“那丫头，回来也不安分。”王桂英叹了口气，“她说想去镇上开服装店，让我给她凑本钱。我跟她说没钱，她就跟我怄气。”
“她想做生意也是好事。”我说。
“好事是好事，可她哪是做生意的料？”王桂英摇摇头，“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学裁缝学了两年，也没见她做出什么名堂来。现在又想开店，我怕她赔得血本无归。”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沉默。王桂英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的修车铺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候忙起来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到了六月份，我攒了将近一千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琢磨着要不要扩大店面，或者雇个帮手。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早早关了铺子，买了些粽子和咸鸭蛋，骑车回家过节。路过张家围村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只好躲到村口的樟树下避雨，心想等雨小了再走。
雨越下越大，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我正发愁，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小周？是小周吗？”
我转头一看，王桂英撑着伞跑了过来：“还真是你！这么大的雨，怎么在这儿站着？”
“路过，想避避雨再走。”
“别避了，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走，去家里坐坐，顺便吃个饭。”她不容分说地拉起我就走。
到了她家，王桂英让我把湿衣服脱了，找了件她男人的旧衬衫给我换上。然后又忙着去厨房热饭热菜。我坐在堂屋里，看着墙上那个石英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一切都跟去年第一次来时差不多，只是那台黑白电视换成了一台彩色的。
“来，吃饭。”王桂英端上一盘粽子、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还有一碗蛋花汤，“今天端午，本来想叫你过来吃的，又怕你忙。”
“谢谢阿姨。”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好吃吗？”
“好吃，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
王桂英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吃就多吃点。”
吃到一半，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紧接着，堂屋的门被推开了，陈秀兰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门口。
“你怎么回来了？”王桂英惊讶地问。
“下雨了，没地方去。”陈秀兰说着，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儿？”
“我路过，阿姨留我吃饭。”我解释道。
陈秀兰没说话，走到房间拿了条毛巾擦头发。王桂英给她盛了碗汤：“快来喝碗汤，暖暖身子。”
陈秀兰在桌子对面坐下，端起汤喝了一口。三个人都不说话，气氛有些微妙。我加快了吃饭的速度，想赶紧吃完赶紧走。
“你那个铺子，一个月能挣多少？”陈秀兰突然问。
“一两百吧，看情况。”
“那还不错。”她放下碗，“我在广东那边，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挣三百多，还要加班。”
“那边消费也高吧？”
“高，房租吃饭都要钱，根本存不下什么。”陈秀兰叹了口气，“所以我才想回来开个店，起码不用背井离乡的。”
“开服装店？”我问。
“嗯，我学过裁缝，对布料和款式都比较了解。而且现在镇上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服装店，我觉得有市场。”
“那挺好的。”
“可是我妈不支持我。”陈秀兰瞥了王桂英一眼，“她觉得我肯定会赔钱。”
王桂英哼了一声：“你有本钱吗？开店不要钱的？”
“我可以借啊。”
“找谁借？谁会借给你？”
母女俩眼看又要吵起来，我赶紧打圆场：“其实我觉得秀兰的想法挺好的，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穿着打扮也越来越讲究。镇上确实缺一家像样的服装店。”
陈秀兰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意外。王桂英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说得轻巧，钱呢？”
“我可以借一部分。”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王桂英和陈秀兰同时看向我，表情各异。
“你疯了？”王桂英说，“你自己刚起步，哪有钱借给别人？”
“我攒了一点。”我说，“反正暂时也用不上，不如拿出来投资。”
陈秀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重新认识我一样：“你真的愿意借钱给我？”
“不是借，是投资。”我纠正道，“赚了钱我们一起分，赔了就当交学费。”
那天晚上，我们在饭桌上聊了很久。陈秀兰详细说了她的计划——在镇上租个铺面，主要卖女装，附带做一些改衣服的活。她算了一笔账，启动资金大概需要五百块左右，包括租金、装修和第一批进货的钱。
“我出四百。”我说，“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秀兰咬了咬嘴唇：“我只有一百。”
“那够了，加起来五百，差不多了。”
王桂英在旁边听得直摇头：“你们年轻人啊，就是冲动。万一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呗，大不了重头再来。”我说。
陈秀兰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以为关上了一扇门，其实它在另一个地方给你开了扇窗。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陈秀兰开始为了那个服装店忙碌起来。
我们先是在镇上转了好几天，最终选中了集市旁边的一个铺面。位置不错，人流量大，就是租金贵了点，一个月四十块。我跟房东磨了半天，最后谈到了三十五块，押一付三。
装修的事情是我一手操办的。我找了几个朋友帮忙，刷墙、铺地、做货架，前前后后忙了一个星期。陈秀兰则负责跑批发市场，去县城选货。她眼光确实不错，进的货都是时下流行的款式，价格也适中。
店名是我想的，叫“兰心坊”。陈秀兰听了之后，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这名字好听。”
开业那天是七月十八，天气很好。王桂英一大早就来了，帮着布置店面，还带来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完之后，陆陆续续有人进来看。第一天营业额就有八十多块，虽然利润不高，但总算开了个好头。
陈秀兰负责看店，我继续经营我的修车铺。两家店隔得不远，走路也就几分钟。中午的时候，我经常会过去给她送饭，顺便看看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渐渐地，我发现陈秀兰变了。以前那个骄傲、挑剔的姑娘，在顾客面前变得耐心又温柔。她会仔细询问每个人的喜好，给出搭配建议，有时候还会帮客人修改不合身的衣服。很多女顾客都喜欢来找她，说她眼光好，人也和气。
“你变了很多。”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她说。
“是吗？”她扒了一口饭，“哪里变了？”
“以前你总觉得别人配不上你，现在你会替别人着想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因为我以前太傻了。在外面闯了一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得先付出什么。”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在光线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我忽然发现，她笑起来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秋天。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每个月能赚两三百块。我的修车铺收入也很稳定，加上店里分红，一个月能有三四百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王桂英对我们的合作很满意，每次见到我都笑眯眯的，比以前更热情了。有一次她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小周，你看你跟秀兰配合得多好，干脆在一起得了。”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说实话，我对陈秀兰不是没有感觉。这一年来，看着她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成熟，我心里对她的印象也在慢慢改观。但我始终记得她当年说过的那句话——“我看不上你”。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陈秀兰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她有时候会故意制造一些独处的机会，比如下班后约我一起去吃夜宵，或者借口店里需要帮忙让我留下来。但我每次都找理由推脱了。
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连现在这种朋友关系都维持不下去了。
十一月份的一天，陈秀兰突然跟我说：“我想去广州进一批冬装，那边的款式比县城多，价格也更便宜。”
“去广州？”我有些担心，“你一个人去？”
“嗯，我表姐在广州，可以住她那儿。来回大概需要一个星期。”
“那店里怎么办？”
“关门几天呗，反正也没什么影响。”
我想了想：“要不我陪你去吧？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
陈秀兰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你真的愿意陪我去？”
“店里的活可以放一放，正好我也想出去见见世面。”
就这样，我们坐上了去广州的长途汽车。那时候的路不好走，从赣州到广州，整整颠簸了十几个小时。车上挤满了人，空气污浊，到处都是汗味和烟味。陈秀兰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
到了广州，已经是深夜了。陈秀兰的表姐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她租住的城中村。那是一间逼仄的出租屋，只有十几平米，摆了一张上下铺和一张桌子，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你们将就一晚，明天我带你们去批发市场。”表姐说。
那天晚上，陈秀兰睡上铺，我睡下铺。房间里很安静，能听到窗外远处的车流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周志强，你睡着了吗？”陈秀兰突然问。
“没有。”
“我也是。”她沉默了一会儿，“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缘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意思？”
“一年前，我当着你的面说看不上你。一年后，我却跟你一起来广州进货。”她轻轻笑了一声，“你说这世界是不是很小？”
“是挺小的。”
“那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你还记恨吗？”
“不记恨。”我说，“要不是你那些话，我可能还在家里种田，不会有今天。”
“可是我现在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了解你。”她的声音很低很低，“如果那时候我多一点耐心，也许我们就不用绕这么大一圈了。”
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着。
“周志强，”她又开口了，“如果我们重新开始，你愿意吗？”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秀兰，你让我想想。”
“好，我等你想清楚。”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脑海里反复闪现着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王桂英追到村口塞给我的二十块钱，李师傅骂我笨手笨脚却又耐心教我的样子，服装店开业那天陈秀兰脸上灿烂的笑容，还有刚才她在黑暗中轻声说出的话。
天亮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了。
第二天，我们在批发市场逛了一整天。陈秀兰挑货的眼光确实毒辣，每一件都让我觉得好看。她问我意见的时候，我只会说“好看”、“不错”、“这个也行”。她笑着骂我敷衍，但看得出来心情很好。
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人都累得瘫在床上。陈秀兰翻看着今天的战利品，一件一件地在身上比划，问我好不好看。
“这件怎么样？”
“好看。”
“这件呢？”
“也好看。”
“你就会说这两个字。”她假装生气地瞪了我一眼。
“因为你穿什么都好看。”我说。
她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红，像秋天的柿子一样，红彤彤的，可爱极了。
“周志强，”她低着头说，“你昨天说要想一想，现在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答案是什么？”
我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我愿意。”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这下你跑不掉了。”她小声说。
我笑了，把她拉进怀里。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等待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从广州回来后，我们的关系就公开了。王桂英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早就说他俩般配，你看，这不就成了嘛！”
我妈知道后，先是惊讶，然后是欣慰：“兜兜转转，还是她。行吧，只要你喜欢就好。”
1992年春节前夕，我和陈秀兰订了婚。没有大操大办，就是在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席间，王桂英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
“小周啊，阿姨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她红着眼眶说，“我们家秀兰能遇到你，是她的福气。”
“阿姨，您别这么说。”我给她倒了杯茶，“是我运气好，遇到了秀兰，也遇到了您。”
“叫什么阿姨，该改口了。”王桂英擦了擦眼角。
我端起酒杯，郑重地叫了一声：“妈。”
王桂英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订婚之后，我和陈秀兰商量着结婚的事。按照农村的规矩，男方要出彩礼，女方要置办嫁妆。我妈拿出这些年攒的两千块钱，说是给我娶媳妇用的。陈秀兰那边也不要多，只要了一千块，说剩下的钱留着给我们小两口过日子。
婚礼定在了1992年的国庆节。那段时间，两家人都在忙活。我妈忙着准备酒席，杀了两头猪，又买了鱼虾鸡鸭。王桂英忙着给陈秀兰做嫁妆，被子、枕头、床单、蚊帐，一针一线都是亲手缝的。
陈秀兰的服装店生意也越来越好，她雇了一个小姑娘帮忙看店，自己腾出手来筹备婚事。每天晚上收工后，我们俩就会坐在店里，一边整理货物一边聊天。
“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她靠在货架上，看着天花板问我。
“什么什么样的？”
“就是……会不会吵架？会不会有一天互相嫌弃？”
“肯定会吵架的。”我说，“哪有不吵架的夫妻？”
“那你到时候会让着我吗？”
“看情况，如果你不讲理，我就不让。”
“你！”她抓起一个枕头砸了过来。
我接住枕头，笑了：“不过大多数时候我都会让着你，因为我舍不得看你难过。”
她安静下来，走过来抱住我的胳膊：“周志强，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快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互不相干呢。”
“不快。”我说，“有些人认识了十年还是陌生人，有些人只见过一面就能确定一辈子。我们用了整整一年才走到一起，已经很慢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确定喜欢我的？”
我想了想：“可能是你去广州之前，说要一个人去进货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很害怕，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出事。”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因为我不敢。”我老实承认，“我怕你还记着以前的事，怕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认真：“周志强，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你配得上任何人，是我配不上你才对。”
“那我们扯平了。”我说。
她笑了，把头埋进我怀里。窗外是初秋的夜晚，虫鸣声声，月光洒在街道上，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而美好。
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我的修车铺老主顾来了，陈秀兰店里的老顾客也来了，两家的亲戚朋友更是坐满了整个院子。李师傅也来了，喝了几杯酒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有出息！比我强，我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
王桂英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是从陈秀兰店里拿的，说是给她量身定做的。她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我妈和她站在一起，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是老姐妹。
拜堂的时候，司仪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陈秀兰，她盖着红盖头，只露出一截白皙的下巴。她的手微微发抖，我握住了，在她耳边小声说：“别怕。”
她捏了捏我的手，算是回应。
洞房花烛夜，宾客散尽之后，我和陈秀兰坐在新房里。房间里到处贴着大红喜字，桌上摆着花生、红枣、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陈秀兰换下了婚纱，穿着一件红色的睡衣，坐在床边看着我。
“累不累？”我问。
“还好，就是脚有点疼，站了一天了。”
我蹲下去，帮她脱了鞋，轻轻地揉着她的脚。她有些不好意思，想把脚缩回去，被我按住了。
“以后别穿那么高的鞋了，对身体不好。”
“可是好看啊。”
“你怎么样都好看。”
她笑了，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周志强，你今天真帅。”
“那是，新郎官嘛。”
“臭美。”
我们相视而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婚后，我们没有像村里其他人那样跟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在镇上租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带个小院子，一个月租金二十块。虽然简陋，但被陈秀兰收拾得很温馨。她在院子里种了些花花草草，又在客厅里挂了一幅十字绣，上面绣着“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
日子平淡而充实。每天早晨，我去修车铺开门营业，她去服装店打理生意。中午我们会碰个头，一起吃个午饭。晚上收工后，要么一起回家做饭，要么去街上吃碗粉。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骑车回村里看望双方的父母，带些水果糕点，陪他们说说话。
这样的日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让我觉得无比满足。
可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结婚三个月后的一天，陈秀兰突然对我说：“志强，我想把服装店扩大。”
“扩大？”我放下饭碗，“怎么扩大？”
“我想在县城再开一家分店。”她兴致勃勃地说，“我观察很久了，县城的消费水平比镇上高很多，而且竞争也没那么大。如果我们能在县城站稳脚跟，收入至少能翻一番。”
我沉默了一会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资金。”
“可以贷款啊。”她说，“我问过了，信用社可以贷五千块，利息也不高。”
“五千块？”我吓了一跳，“万一亏了怎么办？”
“怎么会亏呢？我这几年积累了不少经验，知道什么货好卖。而且县城那边的店铺我已经看好了，人流量很大。”
“秀兰，我们还是稳一点比较好。”我试图说服她，“现在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有五六百块，在镇上已经算很好了。没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可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守着这个小店。”她的语气有些激动，“我还年轻，我想拼一把。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窝在这个小镇上？”
“我有什么不甘心的？”我说，“我有你，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为什么要去冒险？”
“你太保守了！”她站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周志强，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赚钱的？他们胆子大，敢闯敢拼，所以才发了财。像你这样畏首畏尾的，一辈子都只能当个修车的！”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出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我站起来，“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配不上你的人，对吧？”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她的眼圈红了，“我只是想让我们过得更好一点，有什么错？”
“想过得好没错，但不能不切实际。”
“我怎么就不切实际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服装生意，难道不比你有发言权？”
“你有发言权，但也不能把全部身家都赌上去！”
“那不是赌，那是投资！”
“有什么区别？”
我们越吵越凶，最后谁也不理谁。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睡了沙发。躺在硬邦邦的沙发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堵得慌。我想起王桂英说过的话——“她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心里更加烦躁了。
第二天早上，陈秀兰没有跟我说话，吃了早饭就去开店了。我一个人坐在修车铺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中午的时候，我去了王桂英家，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
王桂英听完，叹了口气：“秀兰这丫头，从小就心高气傲，想一出是一出。不过她这次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年轻人嘛，总要有点闯劲。”
“可是万一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呗。”王桂英说，“大不了从头再来。你们还年轻，输得起。再说了，你不是还有修车的手艺吗？再怎么着也饿不死。”
我沉默了。王桂英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周，我知道你是个稳妥的人，但有时候太稳妥了反而会错过机会。秀兰这丫头虽然冲动，但她做事情也是有分寸的。你不如相信她一次，让她试试。”
那天晚上回到家，陈秀兰已经做好了饭。她坐在餐桌前，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秀兰，”我说，“我想了一下午，如果你真的想做，那就去做吧。”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惊喜：“真的？”
“真的。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你说。”
“第一，不能把所有钱都投进去，至少要留两千块应急。第二，如果半年内不盈利，就必须及时止损。第三，不管多忙，每周至少要有一天休息时间。”
她使劲点头：“我答应你，全都答应你！”
她扑过来抱住我，眼泪蹭了我一脸：“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不该说那些话。”
“我也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凶你。”我抱着她，心里忽然轻松了许多，“其实你说得对，我确实太保守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好好商量，不要吵架了，好不好？”
“好。”她在我怀里闷闷地说。
就这样，陈秀兰开始了她的扩张计划。她向信用社贷了五千块，在县城租了个更大的店面，又跑了几趟广州和杭州，进了大批新款冬装。开业那天，我特意关了修车铺去帮忙，忙了一整天，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好在，她的判断是对的。县城的消费能力确实比镇上强很多，再加上她眼光好、服务周到，新店的生意很快就步入了正轨。七
新店开业的第一个月就赚了八百多块，陈秀兰高兴得跟捡了金子似的。当天晚上，她破天荒地去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满满一锅汤，又炒了几个菜，说要庆祝一下。
“我就说吧，县城的机会比镇上大多了。”她一边给我盛汤一边说，眉飞色舞的，“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用不了半年我就能把贷款还清。”
“是是是，你最有眼光。”我喝了一口汤，鲜得差点咬到舌头。
“你这是什么语气？不相信我？”
“信，怎么不信？事实摆在眼前呢。”我放下碗，认真地看着她，“不过秀兰，生意好了是好事，但你也要注意身体。这段时间你天天早出晚归的，人都瘦了一圈。”
“瘦了好看。”她满不在乎地说，“你没发现我最近穿衣服更好看了吗？”
“发现了。”我说，“但是我更喜欢你胖一点的样子，抱着舒服。”
她啐了我一口，脸却红了。
日子就这么忙忙碌碌地过着。陈秀兰大部分时间都在县城的新店里，镇上的老店交给了雇来的小姑娘打理。我依然守着我那间修车铺，偶尔去县城帮她搭把手。两个人聚少离多，但感情反而比以前更好了。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她会跟我讲店里遇到的奇葩顾客，我会跟她讲那些稀奇古怪的摩托车故障。
有一次，一个顾客骑了一辆进口的铃木王来修，说是发动机异响。我拆开一看，发现是曲轴轴承坏了。这种进口车的配件不好找，我跑遍了整个赣州城才买到。修好之后，那顾客感激得不得了，非要请我喝酒。我跟他说不用客气，他却说：“你不知道，我这车跑了好几家修理铺都说修不了，就你敢接这个活。你技术好，人品也好，以后我就认准你了。”
这件事我跟陈秀兰讲了之后，她笑着说：“你看看，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你自己不觉得罢了。”
“我有什么本事？就会修个摩托车。”
“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最大的本事。”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认真，“你知道吗？我最佩服你的就是你这种踏实的劲儿。不管做什么，都认认真真的，从来不偷奸耍滑。”
我被她夸得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她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周志强，跟你在一起，我很安心。”
我转过身，把她搂进怀里。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然而生活总是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1993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天下午，我正在修车铺里忙活，突然接到王桂英打来的电话——那时候镇上已经通了电话，我装了部公用电话在铺子里。电话那头，王桂英的声音带着哭腔：“小周，你快回来，你爸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我爸怎么了？”
“他从房顶上摔下来了，现在在镇卫生院，你赶紧来！”
我顾不上多想，骑上摩托车就往卫生院冲。一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回响：千万别有事，千万别有事。
到了卫生院，我看到我爸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右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我妈坐在床边，眼睛哭得通红。王桂英也在，正在跟我妈说着什么。
“爸！”我冲到床边，“怎么回事？”
我爸虚弱地摆了摆手：“没事，就是从房顶上滑了一下，摔断了腿。”
“什么没事？医生说搞不好要落下残疾！”我妈哭着说，“你说你逞什么能？都多大年纪了还爬房顶？”
原来，我爸是想趁着天晴把屋顶的瓦片检修一下，结果踩滑了，从三米多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幸好下面是菜地，土质松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过来跟我说，我爸的右腿胫骨骨折，需要做手术，打钢板固定。手术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手头只有两千多块，大部分还是准备用来还陈秀兰那笔贷款的。我妈把家里的积蓄都翻了出来，也只有八百多块。加在一起，还差一千多。
“没事，我来想办法。”我安慰我妈，“您别着急，照顾好爸就行。”
从卫生院出来，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我平时不抽烟，但那会儿就想抽一根。烟雾缭绕中，我的脑子飞速转动着。找亲戚借？村里那些亲戚，家家都不富裕，能借个一两百就不错了。找信用社贷？手续繁琐，等钱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动用陈秀兰那笔货款。
那笔钱是陈秀兰准备月底去广州进货的，一共两千块，放在家里的柜子里。如果动了这笔钱，她下个月的进货计划就要泡汤。可是不动的话，我爸的手术怎么办？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先斩后奏。
回到家，我打开柜子，把那两千块钱拿了出来。我给自己留了五百块应急，剩下的一千五送到了医院。交了手术费之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怎么跟陈秀兰交代。
那天晚上，陈秀兰从县城回来，看到我坐在客厅里发呆，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我动用了那笔货款的事。
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秀兰，对不起。”我低着头说，“我知道那笔钱是你准备进货用的，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还上的。”
她还是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心里越来越慌，生怕她会发火，会跟我吵。毕竟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是我说好了要留给店里周转的。
“秀兰，你要是生气就骂我吧，别不说话。”
她忽然笑了，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我为什么要骂你？”
“因为我动了你的钱……”
“什么你的我的？”她打断我，“我们是夫妻，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爸就是我爸，他出了事，我怎么可能不管？”
我愣住了，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傻瓜。”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你做得对，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可是你下个月进货怎么办？”
“推迟一个月呗，又不是什么大事。”她轻描淡写地说，“再说了，店里的库存还能撑一阵子，不着急。”
那天晚上，我抱着她，很久很久都没有松开。我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再好一点。
我爸的手术很成功。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出院回家了，拄着拐杖能慢慢走路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再过几个月应该就能丢掉拐杖了。
陈秀兰每个周末都会跟我一起回村里看望我爸，每次都带一大堆营养品。我妈感动得不行，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比亲闺女还亲！”
王桂英听到这话，笑得合不拢嘴：“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养的闺女！”
两位老太太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好了，隔三差五就凑到一起聊天、打牌，有时候还会一起逛街买衣服。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陈秀兰推迟了一个月去进货，虽然错过了夏季服装的黄金销售期，但影响不算太大。到了秋天，她的生意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我和陈秀兰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了。我们不再为一些小事争吵，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先商量。她依然有她的野心和梦想，我依然有我的固执和保守，但我们学会了互相理解和包容。
1994年春天，陈秀兰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我正在修车铺里给一辆长江750换轮胎。她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手里举着一张化验单，满脸通红。
“志强！志强！我要当妈妈了！”
我手里的扳手又一次掉在了地上。
“真的？”我顾不上满手的机油，一把抱住她，“你真的怀孕了？”
“真的！刚刚去医院查的，都两个月了！”
我高兴得差点把她举起来，又想起她有孕在身，赶紧放下来，小心翼翼地扶着她在椅子上坐下：“你快坐着，别乱动。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不对，你现在不能乱吃东西，得注意营养……”
“行了行了，看你紧张的。”她笑着拍了我一下，“我又不是什么易碎品，没那么娇气。”
“那也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得好好养着。”我蹲下来，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宝宝，我是爸爸，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他才两个月大，能听到什么？”
“说不定能呢。”我傻呵呵地笑着，“我儿子肯定聪明，跟他爸一样。”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万一是女儿呢？”
“女儿更好，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她笑了，眼睛里闪着光。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怀孕之后，陈秀兰的妊娠反应很严重，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心疼得不行，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我学会了煲汤，学会了熬粥，甚至还学会了做她最爱吃的酸辣粉。虽然味道比不上外面卖的，但她每次都吃得很开心。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学这些东西学得这么快？”她一边吃着我做的酸辣粉一边问。
“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学。”我说。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周志强，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这辈子才能遇到你？”
“是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对。”我说，“要不是你当初看不上我，我也不会去学修摩托车，也不会有今天。说到底，是你成就了我。”
“你还记着那件事呢？”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
“记着，但不是记恨，是感恩。”我握住她的手，“如果不是你那一番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窝囊废。”
“你才不是窝囊废。”她认真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
我们的儿子出生在1994年的冬天。那天是十二月十二号，凌晨三点，陈秀兰突然肚子疼，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在产房外面等了整整六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坐立不安，走来走去，手心全是汗。
终于，产房的门开了，护士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走出来：“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我接过孩子，手抖得几乎抱不住。小家伙闭着眼睛，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他的哭声嘹亮，震得我耳膜嗡嗡响。
“儿子，我是爸爸。”我轻声说。
他停止了哭泣，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的心彻底融化了。
陈秀兰被推出产房的时候，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但嘴角挂着笑容。我俯下身，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辛苦了，老婆。”
“孩子像谁？”她虚弱地问。
“像我，丑得很。”
“胡说，我儿子肯定好看。”她看了一眼孩子，笑了，“确实有点像你，尤其是那个鼻子。”
“那完了，长大肯定找不到媳妇。”
“找不到就找不到，反正他有我这个妈就够了。”
我们相视而笑。窗外，冬天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儿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陈秀兰给他取名叫周子轩，说这个名字听起来斯文又有文化。我说行，你取的名字都好听。其实我心里更喜欢叫“铁柱”或者“狗剩”这种贱名，据说好养活。但看她那么喜欢，我也就没说什么。
子轩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是我们最兵荒马乱的日子。他白天睡觉，晚上哭闹，非得抱着才肯消停。我和陈秀兰轮流抱着他在屋子里转圈，常常一抱就是一整夜。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开店，顾客都问我是不是被人打了。
“是被我儿子打了。”我苦笑着说，“这小子拳打脚踢的，比他爸修摩托车还厉害。”
陈秀兰坐完月子之后，又开始忙店里的事。她放心不下县城的生意，雇了个可靠的店员帮忙看店，自己每隔两天就要去一趟县城盘点账目、处理事务。每次出门前，她都要抱着子轩亲了又亲，依依不舍的。
“要不你把县城的店关了吧？”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咱们现在也不缺那点钱，你何必这么辛苦？”
“不行。”她坚决地摇头，“那家店是我的心血，我不能放弃。”
“可是你这样太累了，又要带孩子又要管店，身体会吃不消的。”
“累是累点，但我觉得充实。”她说，“你知道吗？每次看到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感觉，比在家里闲着强多了。”
我理解她的想法。她从来就不是那种甘于围着灶台转的女人。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梦想，我应该支持她，而不是拖她的后腿。
于是我开始学着带孩子。白天修车的时候，就把子轩放在旁边的摇篮里，一边干活一边看着他。他哭了就哄，饿了就喂奶粉，拉了尿了就换尿布。刚开始手忙脚乱的，经常把自己弄得一身脏。慢慢地，我掌握了技巧，换尿布的动作比陈秀兰还利索。
“你这个爸爸当得比妈妈还称职。”陈秀兰有时候会调侃我。
“那当然，我是全能型人才。”我得意地说。
子轩一岁多的时候，开始学走路了。他摇摇晃晃地迈出第一步，然后摔倒，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我在旁边看着，既心疼又欣慰。陈秀兰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说要记录下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等他长大了，把这些照片给他看，让他知道他小时候有多可爱。”她说。
“等他长大了，估计就不让我们拍了。”我说。
“那我们就偷偷拍。”
我们都笑了。
日子就在这些琐碎的日常中悄悄流淌。子轩会说话了，会跑了，会背唐诗了。陈秀兰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在县城开了第二家分店。我的修车铺也扩大了规模，雇了两个徒弟帮忙。
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我们在镇上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两层的楼房，带个小院子，虽然不是很大，但足够我们一家三口住了。搬进去那天，陈秀兰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说是等秋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桂花香。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养老了。”她说。
“才三十岁就想养老的事了？”我笑话她。
“想想又不犯法。”她白了我一眼，“再说了，跟你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养老。”
“你这张嘴啊，越来越会说话了。”
“还不是跟你学的。”
生活好像越来越好了。但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陈秀兰无数个早出晚归的日子，是我满手机油、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的工作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们都是咬着牙一步步走过来的。
1998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整个南方。赣江的水位暴涨，淹没了沿岸大片农田和村庄。我们镇上虽然没有直接被淹，但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很多人的房子进水了，庄稼被毁了，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
陈秀兰的服装店也受到了冲击。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店里的销售额锐减。更要命的是，她刚进的一批夏装因为仓库漏水，被泡坏了一大半，损失惨重。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一句话没说，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掉眼泪。
“怎么了？”我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她把事情跟我说了，越说越伤心：“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业，一场雨就全毁了。”
“别哭别哭。”我坐到她身边，揽住她的肩膀，“货没了可以再进，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事就好。”
“可是我好不甘心啊。”她哭着说，“你知道那批货我花了多少心思吗？我挑了整整一个星期，每一件都是我亲手选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轻轻拍着她的背，“但是秀兰，你要往好处想。我们还有这个家，还有子轩，还有彼此。比起那些房子被淹、一无所有的人，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她靠在我肩膀上，哭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捧着杯子，呆呆地看着窗外。
“志强，”她忽然说，“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注定要起起落落的？”
“谁不是呢？”我说，“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的。重要的是，不管落到多低，都要有爬起来的勇气。”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我笑着说，“你不是说我越来越会说话了吗？”
她被逗笑了，打了我一下：“讨厌。”
那批货的损失，让我们足足缓了大半年才缓过来。那段时间，陈秀兰没有再扩张，而是专心经营现有的两家店，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也更加拼命地工作，有时候一天要修十几辆车，累得手都抬不起来。
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们知道，比起很多人，我们已经很幸福了。我们有遮风挡雨的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有可爱的儿子，还有彼此。
这就够了。
子轩七岁那年，上了小学。
开学第一天，我和陈秀兰一起送他去学校。他背着新书包，穿着新衣服，兴奋得又蹦又跳。到了校门口，他却突然怂了，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
“爸爸，我不想上学。”他可怜巴巴地说。
“为什么？”
“我怕。”
“怕什么？”
“怕老师，怕同学，怕一个人。”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子轩，你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怎么能怕这怕那的呢？你看爸爸，以前也不会修摩托车，后来跟着师傅学，慢慢就会了。上学也是一样，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但慢慢地你就会发现，学校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还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真的吗？”
“真的，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想了想，终于松开了我的手，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校门。陈秀兰站在旁边，眼眶已经红了。
“你哭什么？”我笑话她。
“我舍不得。”她擦了擦眼角，“一眨眼，他都这么大了。”
“是啊，一眨眼就大了。”我看着子轩小小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里，心里也有些感慨，“再过几年，他就该谈恋爱了，再过十几年，就该结婚了。”
“你能不能别说这些？”她瞪了我一眼，“我还想多留他几年呢。”
“好好好，不说了。”
那天晚上，我们翻出了子轩小时候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看。从刚出生的皱巴巴的小老头，到会爬、会走、会跑的调皮鬼，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他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这些年的岁月。
“时间过得真快。”陈秀兰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好像昨天他还是个抱在怀里的小不点，今天就背着书包上学了。”
“是啊。”我说，“我们也老了。”
“你才老了呢，我还年轻。”她不服气地说。
“是是是，你永远十八岁。”
“这还差不多。”
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镇上通了柏油路，我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方便进货和送货。陈秀兰在县城开了第三家分店，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女王”。子轩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班级前三名。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生活永远不会让你一帆风顺太久。
2001年春天，陈秀兰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她开始频繁地头痛，有时候痛得整夜睡不着觉。我劝她去医院检查，她总说没事，就是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可是休息了几天之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严重了。
有一天，她在店里晕倒了。店员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给一辆摩托车换机油，吓得扔下工具就往医院跑。
到了医院，她已经醒了，躺在病床上输液。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地说：“初步诊断是脑部有一个肿瘤，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肿瘤？良性还是恶性？”
“现在还不好说，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建议你们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看，我们这里的设备有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我靠在走廊的墙上，双腿发软，后背全是冷汗。陈秀兰还在病房里等我，我不能让她看出我的异常。
我深吸了几口气，调整好表情，推门进了病房。
“医生怎么说？”她问。
“没什么大事，就是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笑着说，“他说让你住院观察几天，打打点滴，补充点营养就好了。”
“真的？”她狐疑地看着我。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没有再追问，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心里翻江倒海。
第二天，我瞒着陈秀兰，带着她的病历去了市人民医院。挂了专家号，把所有的检查报告都给医生看了。医生看完之后，皱着眉头说：“从影像上看，这个肿瘤的位置不太好，靠近脑血管。如果是恶性的，手术风险很高。”
“那如果是良性的呢？”
“良性的也需要手术切除，否则会压迫神经，引起更严重的症状。”
“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大？”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这个不好说，要看具体情况。我建议你们尽快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
从医院出来，我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抽了整整一包烟。来来往往的人群从我身边走过，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在无声地流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告诉陈秀兰真相，她肯定会崩溃。不告诉她，又怕耽误治疗。我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就算是当年被陈秀兰当面拒绝，也没有这么难受。
最后，我还是决定告诉她真相。她是当事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
那天晚上，我把子轩送到了我妈那里，然后回到家，坐在陈秀兰对面，把所有的检查报告和医生的诊断都放在了她面前。
她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是恶性的吗？”她问，声音很平静。
“医生说不确定，需要进一步检查。”
“那就是有可能是恶性的。”她苦笑了一下，“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我刚把生意做起来，子轩也刚上小学，就给我来这一出。”
“秀兰，你别怕。”我握住她的手，“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会陪着你。我们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能治好的。”
“如果治不好呢？”
“不会的。”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一定会治好的。”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很少哭，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总是笑着面对。但这一次，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抱着她，紧紧地抱着，仿佛要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那一刻，我多么希望生病的是我，而不是她。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们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我关掉了修车铺，带着陈秀兰去了省城的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终确诊——脑膜瘤，良性。
听到“良性”两个字的时候，我差点瘫在地上。医生接着说，虽然是良性，但因为体积较大，位置也比较危险，必须尽快手术切除。
“手术的风险有多大？”我问。
“任何开颅手术都有风险，但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已经做过很多例了，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医生说，“你们要有信心。”
陈秀兰住院的那段日子，我寸步不离地陪着她。子轩由我妈和王桂英轮流照顾，两个老人家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情况。陈秀兰的店员们也很懂事，把店里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时不时寄一些营养品过来。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等了整整八个小时。那八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八个小时。我坐在冰冷的塑料椅子上，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红灯，心里不停地祈祷。
求求你，老天爷，保佑她平安无事。只要她能好好的，让我做什么都行。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完全切除了。”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像个孩子一样。
陈秀兰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然后转到了普通病房。我去看她的時候，她头上缠着纱布，脸色苍白，但精神还不错。
“你怎么哭了？”她看着我红肿的眼睛，笑着说，“是不是以为我要死了？”
“不许说那个字。”我握着她的手，声音沙哑，“你以后都不许说那个字。”
“好，不说了。”她反握住我的手，“志强，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傻瓜。”我低下头，把脸埋在她的手心里，“我怎么会放弃你？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陈秀兰出院之后，在家休养了整整半年。
那半年里，我成了全职保姆兼护工。每天早上给她做早餐，陪她散步，按时提醒她吃药，晚上给她按摩头部促进血液循环。她不能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我就给她读报纸、讲故事。她嫌闷，我就推着轮椅带她去公园晒太阳。
“你说我是不是变成废人了？”有一天，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摸着头上那道长长的疤痕，沮丧地说。
“怎么会？”我从背后抱住她，“你还是那么好看。”
“你别骗我了，我自己都不想看自己。”
“我说的是真的。”我认真地说，“这道疤不是丑，是你的勋章。是你战胜病魔的证明。”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了：“周志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陈秀兰啊。”我说，“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
她哭了，我也哭了。两个三十多岁的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
半年后，陈秀兰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她又开始忙店里的事，但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她说经历了一场大病，很多事情都看开了。钱是赚不完的，但生命是有限的，与其把时间都花在赚钱上，不如多陪陪家人。
她把三家店交给了一个信任的经理打理，自己只负责大方向的决策。空闲的时间，她会去学校接子轩放学，会陪我去钓鱼，会跟王桂英和我妈一起打麻将。
“你变了。”有一天，我对她说。
“哪里变了？”
“以前你总想着往前冲，现在学会享受生活了。”
“人总要成长的嘛。”她笑着说，“再说了，我要是再不享受生活，万一哪天又倒下了，岂不是亏大了？”
“不许说这种话。”
“好好好，不说了。”
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一年，我们全家哪儿也没去，就待在镇上。每天关注新闻，勤洗手，戴口罩，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和家人。那段时间，陈秀兰迷上了做饭，天天研究菜谱，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她的厨艺突飞猛进，很快就超过了我。
“你看，我是不是很有天赋？”她端着一盘红烧排骨，得意洋洋地说。
“是是是，你做什么都有天赋。”我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嗯，好吃，比饭店做的还好吃。”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子轩在一旁翻了个白眼：“爸妈，你们能不能别天天撒狗粮？”
“什么叫撒狗粮？”陈秀兰一脸茫然。
“就是秀恩爱。”子轩说，“我们班同学都说，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恩爱的父母。”
我和陈秀兰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子轩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高考那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陈秀兰高兴得哭了。
“我儿子有出息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比我有出息。”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生的。”我得意地说。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明明是我的基因好。”
“好好好，你的基因好。”
子轩去上大学之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陈秀兰有些不适应，经常一个人坐在子轩的房间裡发呆。我知道她想儿子了，就提议说：“要不咱们去省城买个房子？这样离儿子近一点，想他了随时可以去看他。”
“买房子？那得多少钱？”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几年攒了一些，加上你的存款，应该够了。”
“可是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突然搬走，我有点舍不得。”
“又不是不回来了。”我说，“这边的房子留着，逢年过节还可以回来住。再说了，你不是一直想去大城市生活吗？”
她想了想，最终同意了。
2008年，我们在省城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不大，但地段好，离子轩的学校很近。搬家那天，陈秀兰把那棵桂花树挖了出来，移栽到了新家的院子里。
“这棵树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不能丢下它。”她说。
我看着那棵已经长得比人还高的桂花树，想起了十年前她种下它时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刚搬进新房，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们搬到了更大的城市，有了更好的生活，但那棵树还在，我们的感情也还在。
2010年，子轩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他进了一家外企，工资待遇都不错。陈秀兰很高兴，但同时也有些失落：“儿子长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们了。”
“这不是好事吗？”我说，“说明我们教育得好。”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空落落的就找点事做。”我说，“你不是一直想开一家高端定制服装店吗？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试试。”
她眼睛一亮：“你支持我？”
“当然支持。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
于是，在阔别商场多年之后，陈秀兰再次创业了。她在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高端定制服装店。主打中式旗袍和改良汉服，面向的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女性群体。
这一次，她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急于扩张，而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她亲自设计款式，亲自挑选面料，亲自跟顾客沟通。每一件衣服都倾注了她的心血，每一针每一线都透着匠心。
店里的生意出奇地好。很多顾客慕名而来，排着队等她设计衣服。有一位大学教授穿了她的旗袍去参加学术会议，被好多人追问是在哪里做的。还有一位新娘专程从外地赶来，请她设计婚礼上穿的龙凤褂。
“你看，我是不是宝刀未老？”她得意地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老过？”我说，“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二十年前那个骑摩托车来找我修链条的姑娘。”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但在我眼里，她依然是最好看的。
2015年，子轩结婚了。儿媳妇是他大学同学，一个文文静静的姑娘，叫林晓。两个人谈了四年恋爱，终于修成正果。
婚礼那天，陈秀兰穿了一身自己设计的红色旗袍，雍容华贵，气质出众。来宾们都夸她年轻漂亮，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她笑得合不拢嘴，一整天都红光满面的。
敬酒的时候，子轩端着酒杯，对我们说：“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我养大，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父母，也是我见过的最恩爱的夫妻。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
陈秀兰当场就哭了。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傻孩子，说什么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对晓晓，别学你爸，年轻的时候那么混蛋。”
“你哪里混蛋了？”陈秀兰擦了擦眼泪，瞪了我一眼，“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
“你看看，你妈又在撒狗粮了。”我对子轩说。
子轩笑了：“习惯了，从小吃到大。”
全场都笑了。
2017年，孙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周明远。陈秀兰高兴得不得了，提前准备好了所有婴儿用品，从衣服到玩具，从奶瓶到尿不湿，应有尽有。
“你看，这个帽子好不好看？”她拿着一顶手工编织的小帽子，在我面前晃了晃。
“好看。”
“这件小衣服呢？”
“也好看。”
“你就会说这两个字。”她嗔怪地说，但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因为你做的什么都好看。”我说。
她笑了，把帽子和衣服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婴儿床里。那个婴儿床是她亲手做的，从设计到制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说，小明远会不会像我？”她问。
“像你好，像你好看。”
“像你也好，像你踏实。”
“那就一半像你，一半像我。”
“贪心。”
我们都笑了。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悠闲了。每天早上一起去公园散步，回来的时候顺路买菜。下午我看看书、听听广播，她做做手工、种种花。晚上一起看电视，或者去儿子家看看孙子。
有时候，我们会开车回老家，看看那栋老房子，看看那棵桂花树，看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面孔。镇上变化很大，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低矮的瓦房变成了小洋楼。我的修车铺早就拆了，盖成了一家超市。陈秀兰的第一家服装店还在，但已经换了招牌，卖起了奶茶。
“时间过得真快。”站在老房子门口，陈秀兰感慨地说。
“是啊。”我说，“一眨眼，我们都老了。”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记得。你穿着白底碎花的裙子，扎着马尾辫，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我当时真有那么过分？”
“比这还过分。你直接说看不上我，我推着自行车就要走，你妈追到村口才把我拦住。”
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说那些话，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我说，“可能还是会去学修摩托车，但可能不会那么拼命。也可能就此消沉下去，一辈子浑浑噩噩的。”
“所以你还要感谢我？”
“感谢你，也感谢你妈。”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她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其实我也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一辈子都是那个眼高手低的姑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珍惜什么。”
“那我们扯平了？”
“扯平了。”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老房子的屋顶上，洒在那棵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桂花树上，洒在我们紧紧依偎的身影上。
2021年，陈秀兰六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办了一个小型派对。只有家里人，加上几个老朋友。王桂英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拄着拐杖也能自己走路。我妈前几年去世了，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走的。
吹蜡烛的时候，陈秀兰许了一个愿。我问她许了什么愿，她不说。
“说出来就不灵了。”她说。
“那你偷偷告诉我，我不告诉别人。”
“不行。”
“那我猜猜。是不是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她笑了，没有否认。
那天晚上，宾客散去之后，我和她坐在阳台上喝茶。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志强，”她忽然叫我。
“嗯？”
“你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会的。”我说，“下辈子，我还去找你相亲，你还让你妈追到村口来拦我。”
她笑了，笑出了眼泪。
“你哭什么？”
“高兴。”她说，“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也是。”我握住她的手，“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月光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牵着手，静静地坐着。他们的身后，是一栋温暖的房子，房子里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和孙子，有他们的笑声和回忆。
这就是生活。平凡的，琐碎的，却也无比珍贵的。
2026年的秋天，赣南的稻子又熟了。我和陈秀兰回到了老家，住在老房子里。院子里的桂花树开花了，满院子都是香气。子轩带着妻儿回来看我们，小明远已经九岁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追着一只蝴蝶。
陈秀兰坐在桂花树下的藤椅上，看着孙子玩耍，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我坐在她旁边，手里捧着一杯茶，茶香混合着桂花香，沁人心脾。
“老头子，”她忽然说。
“嗯？”
“你还记得三十五年前，你骑着自行车去我家相亲的事吗？”
“记得。”我说，“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时候我要是真的把你赶走了，会怎样？”
“那我就遇不到你了。”
“是啊。”她叹了口气，“所以说，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
“是啊。”我说，“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你。”
她笑了，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再光滑，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但握在我手心里，依然是那么温暖。
“老头子，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好。”我说，“下辈子，我还娶你。”
桂花飘落，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落在我们的肩上，落在我们紧握的手上。远处，夕阳缓缓落下，染红了半边天。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个普通男人和一个普通女人，在平凡的生活中，相互扶持，相互包容，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但对我来说，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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