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顺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支后周军队的斥候骑兵疾驰至蒙坑北口，回身向中军扬起一面旗帜。
蒙坑南北数十里的黄土冲沟在冬日灰白的天空下裂开一道深槽，汾河在东侧数十里外无声流淌，西面乔山的轮廓被薄雪覆盖。
斥候报：北汉与契丹联军未在此设一兵一卒。
中军帐中一名五十岁的将领闻报后转向左右幕僚，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蒙坑是晋州、绛州之间的天险，刘崇竟不分兵扼守，此战他必败无疑。
随后大军穿坑而过，向晋州方向急行。
当夜宿营时，距晋州城仅三十里。
这句判断，《新五代史·王峻传》有载：“蒙坑，晋、绛之险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过此，可知其必败也。”
说话的人是后周枢密使、行营都部署王峻。
他率军离开汴梁已经整整四十一天，而晋州城被围已逾五十日。
要理解王峻为何在陕州按兵不动整整十日，需先看他此前的履历。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生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
《旧五代史·王峻传》记其父王丰为本郡乐营使，而王峻“幼慧黠，善歌”。
他早年以歌艺事梁节度使张筠，被租庸使赵岩看中后转赠赵岩，梁亡赵氏族灭，王峻流落民间，“寄食于符离陈氏之家，久之弥窘”。
此后又投三司使张延朗，张延朗被诛后，因被列入籍没名单而归入刘知远麾下，“从历数镇，常为典客”。
从歌童到典客，从典客到枢密使，王峻走了一条五代乱世特有的攀爬路径。
刘知远称帝后授他客省使，郭威镇邺都时他任监军，汉隐帝杀史弘肇等大臣时王峻“举家见害”。
此后他随郭威举兵入京，在澶州兵变前后“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焉”。
郭威称帝后，王峻以佐命之功出任枢密使兼宰相，朝廷初建、四方多故之际，“峻夙夜奉事，知无不爲”。
然而《资治通鉴》对他有一句定评：“性轻躁，多计数，好权利，喜人附己。”
这句评价浓缩了王峻的全部矛盾：他既有精密的计算能力，又有轻躁的性情底色；既能夙夜奉公，又极度渴望权力与控制。
晋州之战把这种矛盾展露无遗。
广顺元年十月，北汉主刘崇趁郭威新立之机，联合契丹大举南侵。
九月初北汉已派李存瑰率偏师攻潞州，被后周陈思让、向拱等击败于虒亭。
十月中旬，辽朝彰国节度使萧禹厥率奚、辽骑兵五万与刘崇亲帅的两万汉军会合于阴地关，合兵七万开赴晋州。
晋州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城。
当时后周建雄节度使王晏已移镇徐州，新节度使王彦超尚未到任，城中由巡检王万敢暂代知州，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都指挥使何徽奋力守城。
此前王晏在任时曾设伏城上诱敌登城，一举击杀甚众并追北数十里斩首百余级，但此刻王晏已不在城中。
十一月六日，郭威任命王峻为行营都部署，以徐州节度使王彦超为副。
诏令诸军皆听王峻节度，许其便宜从事，军行资用由官府供给，随行将吏可自行挑选。
出发前郭威在滋德殿设宴，出女乐以宠之；饯行时亲至西庄，赐御马、玉带，执手而别。
这是一场倾注了皇帝全部信任的出征。
但王峻到了陕州就停下了。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记载，王峻“至陕，驻留数夕”。
《旧五代史》也说“峻至陕，驻留数夕”。
数夕是几日？
据后代史家推算，后周军驻扎陕州近十日。
陕州即今河南三门峡，距晋州尚远。
王峻停在这里的逻辑，《新五代史》记录得最为清晰。
郭威派翟守素驰至陕州传达亲征之意，王峻屏退左右对翟守素说了一段话：“晋州城坚不可近，而刘旻兵锐亦未可当，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盖有待尔。
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镇，未有威德以加之，岂宜轻举！
而兖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则彦超入京师，陛下何以待之？”
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判断。
第一层是军事判断：晋州城坚，北汉军锐，硬碰硬不是选项；联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后周军利在持久。
第二层是政治判断：慕容彦超在兖州的反迹已经暴露，郭威若离开京城，慕容彦超极可能乘虚攻入汴梁。
翟守素驰还报告后，郭威做了一个记载于《新五代史》的动作：“遽自提其耳曰：‘几败吾事！’
乃止不行。”
扯着自己的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这个动作被欧阳修写进了传记，成为这场战役中最具画面感的瞬间之一。
慕容彦超何许人？
他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汉隐帝时曾任泰宁军节度使。
郭威起兵入京时，慕容彦超率军抵抗失败，“与麾下十馀骑奔还兖州”。
郭威称帝后，慕容彦超“以周室新造，谓其易摇”，暗中联络北汉、南唐，随时准备响应。
王峻对郭威说“彦超反迹已露”，并非虚言。
郭威亲征的计划就此取消。
王峻继续在陕州等待。
他在等什么？
答案藏在后勤数字里。
联军七万余人，其中契丹骑兵五万，北汉军两万。
每天消耗的粮食草料是天文数字：仅骑兵战马每天所需草料和豆粟就极为庞大，加上人员口粮，五十天累积的物资以万吨计。
从黄河沿岸运到晋州前线，当时的交通条件意味着惊人的运输损耗，而晋州周边已被后周坚壁清野，联军“野无所掠，军乏食”。
与此同时，晋州守军在城中坚守。
史彦超与何徽守城有方，“晋州城内一切井然有序”。
王万敢以巡检身份暂代知州，与两位都指挥使共同指挥防御。
联军攻城五十余日，未能破城。
时间站在后周一边。
王峻还在等一个信号：联军的士气何时从亢奋转为疲惫。
北汉军与契丹军“各打各的，没有统一指挥”，进攻时你进我退，撤退时各自为政。
契丹各部酋长本就有厌战情绪——辽世宗耶律阮正是在强行南征途中被部下发动的火神淀之变所杀，新即位的辽穆宗耶律璟对南征兴趣寡淡，只是履行与北汉的盟约而已。
五万契丹骑兵远离故土，在晋州城下顿兵五十天，归心日盛。
十二月十三日，王峻率军离开陕州开赴绛州。
绛州在晋州西南，从绛州到晋州必须经过蒙坑——晋州与绛州之间最重要的地形障碍。
蒙坑是什么？
《读史方舆纪要》引《魏书》记载：“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
这个数字或许有夸大，但据清代《山西通志》的实地考察，“蒙坑在太平县东四十里汾水东，接曲沃县界，南北数十里，坦然成大道，而驰骑过之，倏似身堕井底”。
也就是说，蒙坑是一条南北绵延数十里的黄土冲沟，从上面的大道骑马经过，会突然像跌入井底一样下降。
这种地形在冷兵器时代是天然的军事屏障：谁控制了蒙坑，谁就掌握了从绛州进入晋州盆地的通道。
王峻对蒙坑的忧虑在《资治通鉴》中有明确记载：“晋州南有蒙坑，最为险要，峻忧北汉兵据之。”
他派前锋先行侦察，得到的回报是：北汉军没有在蒙坑设防。
当前锋报告“已过蒙坑”时，王峻的反应被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和《新五代史》同时记录下来——“峻喜”，然后说出了那句判断刘崇必败的话。
为什么刘崇不守蒙坑？
原因可能有两层：一是联军全力攻城，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二是契丹军思归心切，不愿分兵去守一个他们不熟悉的险要地形。
无论原因为何，这个军事失误直接决定了战局走向。
王峻军过蒙坑后，距晋州仅三十里。
消息传到联军营地，“旻闻周兵大至，即解去”——刘崇听说后周大军已到，当即解围撤退。
联军在夜间烧营遁走，契丹军与北汉军分头北撤。
王峻率军进入晋州城。
接下来的选择，是整个战役中最具争议的一步。
《资治通鉴》记载：“峻入晋州，诸将请亟追之，峻犹豫未决。”
《旧五代史》也说“峻入晋州，或请追贼，必有大利，峻犹豫久之”。
将领们请求立即追击，理由是联军已经“气衰力惫，狼狈而遁”，若不乘此机会歼灭，必为后患。
说这话的是都排陈使药元福。
《资治通鉴》记录了他的原话：“刘崇悉发其众，挟胡骑而来，志吞晋、绛，今气衰力惫，狼狈而遁，不乘此翦扑，必为后患。”
王峻没有听从。
他犹豫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派出骑兵追击。
追击部队由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陈使陈思让、康延沼率领，在霍邑追上了联军。
霍邑在晋州北一百三十五里，道路狭窄，康延沼畏懦不敢急追，联军得以通过。
药元福再次请求追击，但“诸将不欲进，王峻复遣使止之”。
联军逃入霍邑以北的山路后，“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但主力得以逃脱。
王峻为什么犹豫？
《旧五代史》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解释：“峻亦深耻无功，因计度增修平阳故城”。
他耻于此战没有获得全功，于是转而着手修缮平阳（晋州）的城防。
这个细节透露出他的心思：追击联军固然可能获得更大战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联军虽疲，仍有数万兵力，若在山谷中遭到伏击或反扑，后周军的损失将不可控。
更关键的是，王峻此行的根本任务是解晋州之围，任务已经完成。
他不是一个追求全歼敌军的人，他是一个确保底线的人。
但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药元福的预言“必为后患”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验证。
北汉虽然在此战中损失惨重，但主力得以保全，此后仍是后周北方最直接的威胁。
契丹虽然“士马什丧三四”，但退回晋阳后，萧禹厥“耻于无功”，将一名大酋长钉在市场上示众十余日然后斩首，辽朝内部的厌战情绪反而因此更加高涨。
《资治通鉴》对这场追击的结局有一段冷静的总结：“契丹比至晋阳，士马什丧三四。
萧禹厥耻于无功，钉大酋长一人于市，旬馀而斩之。
北汉主始息意于进取。”
“始息意于进取”——北汉从此放弃了大规模南侵的企图。
这个结果虽然是王峻的“犹豫”间接促成的，但并非他主动追求的目标。
战后，王峻以功加封，继续担任枢密使兼宰相，权位达到顶点。
然而他的性格缺陷也在战后暴露得更加充分。
《资治通鉴》说他“好权利，喜人附己”，每当郭威进用旧时将佐，他便心生嫉妒，“累表称疾，求解机务”以试探皇帝的意思。
《旧五代史》记载他与郭威的关系微妙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太祖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
峻以此益自负焉。”
一个被皇帝以“兄”相称的臣子，会走到哪一步？
王峻开始插手人事任命。
郭威想任命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人，王峻心生忌惮，多方阻挠。
他“多发书诸镇，求为保荐”，各藩镇纷纷上书保荐他，郭威看后“大骇”。
他甚至以称病不出的方式胁迫皇帝，郭威派近臣去召他，他说“车驾若来，是致臣有不测也”，始终不肯出来。
最致命的一步发生在继承人的问题上。
郭威没有亲子，养子柴荣是其内定的继承人。
王峻“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也有插手的苗头”，当慕容彦超叛乱时，郭威曾表示若诸将不能平叛自己就让柴荣亲征，王峻对此表示反对。
反对柴荣亲征本身可以理解为军事判断，但结合他此前“喜人附己”的种种行为，郭威看到的信号是：王峻已经在为自己未来的权力格局布局。
广顺三年（953年）二月，郭威召集大臣开会，先派卫士将王峻软禁，随后宣布贬其为商州司马。
郭威流泪对冯道等大臣说了一句话：“王峻欺负我。”
王峻到了商州，不久因腹疾而死，终年五十二岁。
与他同时被处置的还有王殷，被处死。
回到晋州。
广顺元年十二月那个雪夜，当联军烧营遁去、王峻率军入城时，晋州城头的积雪尚未融化。
城中守军不足千人，与城外七万联军对峙了五十余日。
王峻从陕州到绛州再到晋州，用了四十一天走完了这段路。
他走得不快。
但他到的时候，联军已经撑不住了。
《旧五代史》在记述这场战役后加了一句评论：“向使峻极力追蹑，则并、汾之孽，无噍类矣。”
如果王峻全力追击，北汉可能就此覆灭。
但这句话的后半段往往被忽略：它同时暗示，如果王峻追击失败，后周刚刚建立便可能遭遇一场毁灭性的军事挫折，而慕容彦超在兖州的叛旗正等着那个时机。
郭威后来对王峻说“几败吾事”，说的是亲征之事。
但如果王峻当时选择追击而失利，郭威可能需要说的就不只是这一句了。
晋州之战后，辽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发动大规模南侵，转而将北汉作为缓冲地带。
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后周则在郭威的治理下走向稳定，为柴荣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和征伐积累了基础。
王峻没有活到看见这些。
他在商州的贬所里因腹疾死去，距离那场让他“封神”的战役，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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