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喜读的杂志，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随笔》算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看得多了，对经常在上面发文章的一些作者的名字，也就慢慢耳熟能详了。最喜欢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蓝英年，一位便是严秀了。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严秀”者，“曾彦修”是也，严秀是他名字曾彦修后两个字的谐音。
曾彦修最重要的身份，是曾经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
曾彦修是一位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随军南下，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首任总编辑。1954年5月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错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离休。
2015年3月3日，曾彦修在北京逝世，享年96 岁。
曾彦修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京沪竹枝词》《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等。
年轻时喜欢看随笔杂感，因其能启迪思想，开阔思想，现在人过中年，喜欢看各种回忆录，了解那些经历丰富的长者前辈的过往，以及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心路历程。
《平生六记》是晚年的曾彦修所写的回忆录，书名化用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同时呼应杨绛《干校六记》。
2011 年夏季，92 岁高龄的曾彦修在酷暑中伏案完成初稿；2013 年针对部分史实细节修订补充，全书定稿完成时作者已 94 岁。
曾彦修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六场重大政治运动（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记述自己在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尽力保全普通干部群众的经历，反思运动中逼供、扩大化等问题，核心主旨自道 “微觉平生未整人”，以个人经历留存真实历史细节。
全书依时间顺序，分为《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六篇，除了《四清记实》的大部分内容早年曾以《审干杂谈》为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其余五记均为曾彦修晚年全新撰写。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清理出隐藏的敌对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自然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1954年，曾彦修由华南调到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可是转年到了1955年，出了个胡风案件。
曾彦修说，胡风一事，使上面大吃一惊：原来我们内部还藏有这么多国民党特务啊！因此，立刻又同时在全国内部开展了一个不加宣传的“肃反运动”。即是在全国每个机关单位的人员，都要开展一次全面摸底的内部“肃反”工作，要过滤一下本单位的全部人马，看看有多少潜伏的反革命。并由上级指定在单位内部成立一个不公开的“五人领导小组”，简称“五人小组”，专门领导此项工作。
作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自然是本单位“五人小组”的成员，并被指定为“五人小组”的小组长。当时的“五人小组”俨然已经成了本单位一切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人事部门提出来要查清有历史问题的人数有不少，但在曾彦修为组长的“五人小组”的认真调查和复查之下，不但撤销了对怀疑对象的怀疑，而且没有新增一个怀疑对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在上面挂了号的，在当时全国出版界颇有名气的戴文葆，有人怀疑他是潜伏国民党特务，但理由仅有一条：戴早年在伪县政府情报科待过。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回这个戴文葆肯定在劫难逃，是要被“肃反”掉的。
当时上面的风声很紧。
大约在1954年冬或1955年春，一天，王子野（“五人小组”的成员）忽然告诉组长曾彦修说，昨天在什么会议上，陆定一同志把他叫起来问，说：“王子野，你们那里有个国民党特务，叫什么……大公报来的，你们怎么置之不理？”王起立解释说：“有此风传，我们在认真审查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
1955年反胡风运动高潮将过之时，一次，曾彦修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干部会（实即后来常称的吹风会），陆定一同志又把他叫起来，问同一个问题，曾彦修也是照王一样的回答了。
之后一个时期，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又到人民出版社来检查内部“肃反”工作的进度，陈说：你们这里放着一个“死老虎”，为什么你们一动不动？曾彦修说，指戴文葆吧？陈说，当然是。曾彦修说，我们哪敢不加紧审查，不过现在可说还什么结论也谈不到，而且对他的这个怀疑本身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忽然就起来了，但是，这么大的问题没有确证是不能提出的。这次陈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也是耳闻而已。
当然，曾彦修他们顶住压力力保戴文葆，绝不是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而是基于爱才惜才，并且对戴文葆历史经历的认真调查和核实。
曾彦修表面拖延应付上级催办，私下多次和戴文葆谈心，稳定他的情绪，不让其遭受精神打击。又先后两次专门派人远赴戴文葆家乡阜宁实地走访调查，查阅地方史料、寻访当年同乡、旧同事。
最后核查出完整事实：戴文葆当年只是青年学生短期受训入职，入职数月便看透旧政权的黑暗主动出走，全程没有参与任何特务活动，离开后一心求学、投身进步文化工作，家乡群众与旧同事均可作证，甚至当年他逃离旧政府的行为还被进步人士认可。
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政治气候下，曾彦修坚持实事求是，不随运动风潮株连、深挖，反而主动为受怀疑的知识分子辩白，是极为少见的。
因此，曾彦修才可以在这篇《肃反记无》的最后，问心无愧地强调：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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