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9年西宁省委大院，25岁的杨小民因为裤腿被溅了几滴水，转头戴口罩墨镜拎刀堵进17岁王强卧室，连捅14刀。他爸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审死刑，省高院直接把"故意"二字删了、捏出"搏斗致死"，改死缓，1982年又转无期。人在牢里穿白大褂管药房，跟坐疗养院似的；王强姐王欢茹举着血衣在法院门口站了五年，七次进京，才把中央调查组熬来。1985年7月31日，杨小民终于被枪毙——距离杀人过去六年五个月。
王欢茹把血衣叠好，放进一个崭新的布袋里。她决定去省高院档案室，要一份最终判决书的复印件。
档案室管理员是个中年女人，接过王欢茹的书面申请，瞥了一眼内容，手停了下来。“这个案子的卷宗，不对外提供。”她的声音很平，眼睛没看王欢茹。
“已经结案了，为什么不能复印判决书？”王欢茹问。
“规定。”管理员把申请推回窗口，“你回去吧。”
王欢茹没走。她站在省高院门口的台阶上，从布袋里拿出那件血衣，但没有举起来，只是摊开放在膝盖上。深褐色的血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进出法院的人绕开她走，有人加快脚步，也有人短暂地瞥一眼。
第四天下午，一个夹着公文包的法官在她面前停下。他蹲下身，看了看血衣，又看了看王欢茹。“复印件我给不了你。”他低声说，“但你可以去城中区法院，找一审的原始庭审记录。那里可能还有没被改过的底稿。”
王欢茹站起来，朝他鞠了一躬。
城中区法院的档案室在地下室。老档案员听她说完来意，叹了口气，从最里面一排架子的底层拖出一个积满灰尘的硬纸箱。“七九年的东西，不少都处理了。你找找看吧。”
纸箱里塞满了泛黄的卷宗。王欢茹一本一本地翻，终于在箱底摸到一个薄薄的牛皮纸袋，封口线还缠着，上面用钢笔写着“王强（被害人）案——速记稿副本”。她手有点抖，拆开纸袋。
里面是十几页蓝格稿纸，用圆珠笔速记的符号旁，有打字机补打的文字。她跳过前面，直接翻到法庭辩论部分。记录员用括号标注着：（公诉人出示物证——五寸藏刀一把）。下一行，是公诉人的原话：“被告人杨小民事先准备刀具，佩戴口罩、墨镜进行伪装，潜入被害人卧室，属故意杀人。”
王欢茹继续往后翻。在最后一页的角落里，有一行很小的铅笔字，笔迹和她手里那份改过的判决书上的红字很像：“此段勿录。改为‘双方发生争执后，持刀互殴’。”
她把这几页纸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的衣服口袋。
回到家里，王欢茹找出一台旧打字机。她把速记稿上公诉人的原话和那行铅笔批注一字一字地敲在白纸上，一式三份。一份寄给之前接触过的北京记者，一份留着，另一份她带去了省检察院的信访接待室。
接待人员是个年轻人，看完她递过来的材料，眉头皱紧了。“这个……我们需要核实。”
“原件在城中区法院的纸箱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王欢茹说。
年轻人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低声交谈了几句后，他放下听筒，对王欢茹说：“你下周一再来吧。”
周一，王欢茹再去检察院，接待她的换了一位戴眼镜的检察官。他面前摊开着那份打字机打出的材料，旁边还有几张照片。“我们派人去核实了。”检察官推了推眼镜，“城中区法院那边说，那个纸箱上周被集中运去销毁了，因为档案室要改造。”
王欢茹看着他，没说话。
检察官停顿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盖了红章的信封。“但你说的速记稿内容，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做了印证。这是最高检转来的督办函复印件，今天刚到。”他把信封轻轻推向王欢茹，“案子会重查。”
1985年6月，中央调查组进驻西宁。他们调阅了所有卷宗，包括省高院那份被修改的。这一次，没有人再说“材料被水泡了”。
7月31日公判大会前，调查组的一位同志在王欢茹家坐了一会儿。“你弟弟的案子，拖了这么久，对不起。”他说。王欢茹摇摇头，给他倒了杯水。
体育场的枪声过后，王欢茹慢慢走回家。她把那个装血衣的布袋和那份打字机打出的材料放在一起，锁进了柜子。然后她打了一盆清水，把手仔细洗了一遍，水很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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