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货运那阵，常在小旅馆歇脚，老板娘45来岁，穿薄纱睡衣坐前台。

那年我三十二，给一家物流公司开大货，跑的是省城到县城的专线，来回六百公里，两天一趟。省城那头装货，县城那头卸货，卸完了常常是后半夜，回不了省城，就在县城边上找个小旅馆凑合一宿，第二天一早再往回赶。

我常去的那家，叫“平安旅馆”，在县城东关，挨着国道，一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瓷砖，有的地方掉了，露出灰扑扑的水泥。门口挂着个霓虹灯牌子，“平安”俩字是红的，“旅馆”俩字是绿的，一到晚上就闪，闪得人眼晕。老板姓孙，叫孙德柱，五十来岁，胖乎乎的，见人就笑，可那笑看着假，像贴上去的。他不常来，旅馆的事都是他老婆管，大伙都叫她红姐。

红姐四十五六，个子不高，身段倒还周正，腰是腰，胯是胯的。脸上抹着粉，嘴唇涂得红红的，眉毛画得细细的，看着比实际岁数年轻些。她爱穿睡衣，薄纱的那种，粉的、白的、淡紫的，轮着换。睡衣里头隐隐约约能看见贴身的小衣，领口开得低，走动的时候，胸前那两团一颤一颤的。她也不避人，就坐在前台那张高脚凳上，翘着二郎腿，脚上趿拉着一双红塑料拖鞋，脚趾甲涂着蔻丹，红艳艳的。

头一回去，是夏天。我卸完货，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浑身臭汗，驾驶室里闷了一路，衣服都溻透了。我把车停在旅馆门口，进去开房。红姐坐在前台，正磕着瓜子看电视。电视里放着什么家庭剧，哭哭啼啼的。她看见我进来，也没起身，就抬了抬眼皮，说：“住店？”

我说：“嗯，单间，多少钱？”

她说：“三十。”

我掏了钱，她递给我一把钥匙，钥匙上拴着个塑料牌，写着“302”。我拿了钥匙上楼，楼梯窄窄的，铺着红地毯，脏兮兮的，踩上去黏脚。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台老式彩电，天花板上吊着个电扇，呼哧呼哧转着。床单倒是干净的，叠得整整齐齐，有一股子洗衣粉味。

我洗了把脸，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下楼退房，红姐还坐在前台，还是那身薄纱睡衣，还是那个姿势，只是电视关了，她在织毛衣。她接过钥匙，说：“走啊？”我说：“走。”她说：“下回还来啊。”我说：“行。”

后来就熟了。我每隔两天跑一趟，卸完货就来，有时候是后半夜，有时候是傍晚。来的次数多了，红姐就跟我聊几句。她知道我叫老陈，开大货的，省城那边有家，老婆孩子都在。她知道我跑这条线跑了三年了，知道我爱吃辣，知道我一到夏天就犯鼻炎。有一回我进门，她递给我一杯水，说：“今儿热，先喝口水。”我接过来，温的，不烫不凉，刚好。我说：“你咋知道我要来？”她说：“你跑这条线，两天一趟，我算着呢。”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跑货运的，天南海北地跑，住店跟住店，老板跟客人，面上热乎，底下都是生意。可红姐不一样，她不光收钱，还搭句话，还递杯水。有时候我半夜来，她还在前台等着，看见我就说：“饿不饿？后头有方便面，我给你泡一碗。”我说不用，她就自己泡了，端到我手里，说：“跑一天了，吃点东西再睡。”

有一回，我卸完货，赶上大雨，车陷在县城边上的泥路里，折腾到后半夜才弄出来。到旅馆的时候，浑身湿透了，冻得直哆嗦。红姐看见我那样，赶紧从前台后头拿了条干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别感冒了。”又去后头烧了壶热水，倒了一盆，说：“烫烫脚。”我坐在前台的椅子上，脱了鞋，把脚泡在热水里，热气从脚底板往上蹿，浑身都暖了。她蹲在旁边，看着我，说：“你这人，实在，不会偷奸耍滑。我见过多少跑货运的，就你每次来都规规矩矩的，不吵不闹，不赊账，不找事。”我说：“跑车的，图个平安。”她说：“平安好，平安是福。”

那天晚上，我没上楼。就坐在前台，跟她聊到天亮。她跟我说，她男人孙德柱，以前也跑货运，后来腰不行了，跑不动了，就开了这家旅馆。开了十来年，生意不好不坏，够吃够喝。她说她有个闺女，在省城念大学，学的是护理，明年就毕业了。她说她这辈子没啥本事，就是守着这个旅馆，等闺女回来。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可眼睛里头有东西，亮晶晶的。

天快亮的时候，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薄纱睡衣贴在身上，勾勒出一道一道的曲线。她打了个哈欠，说：“我去眯一会儿，你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前台就行。”我说：“好。”她转身上楼，楼梯窄，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拎着睡衣的下摆。走到拐角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看了那么一眼。然后转过去，上了楼。

那以后，我再去，她对我更热乎了。有时候我进门，她递水的时候，手指头会碰到我的手。有时候我坐在前台看电视，她会凑过来，跟我挨着坐，胳膊肘碰着我的胳膊肘。有时候我半夜来，她穿着那件粉色的薄纱睡衣，在走廊里等我，说：“房间给你留好了，还是302。”

我不是傻子，我知道她啥意思。可我装不知道。为啥？因为我有家。我老婆在省城，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挣一千八，省吃俭用，供着闺女上学。我每回从县城回去，她都站在楼下等我，手里提着一兜子菜，说：“回来了？累不累？我给你炖了排骨。”我闺女，才十岁，每回看见我，都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喊：“爸爸，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我不能对不起她们。

有一回，我跑完车，照例去旅馆。进门的时候，红姐没在前台。我喊了一声，她从后头出来了，穿着件白睡衣，头发散着，脸红扑扑的，像刚洗了澡。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来了？”我说：“来了。”她说：“今儿你住三楼最里头那间，安静。”我说：“行。”她递给我钥匙，手指头在我手心里挠了一下。我攥住钥匙，没吭声，上了楼。

那间房确实安静，靠最里头，窗户对着后头的小院子。我洗了脸，坐在床上抽烟。刚抽了两口，门响了。我说：“谁？”没人应。我站起来，开了门。红姐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白睡衣，手里端着一碗面，说：“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了碗面。”我说：“不用，我不饿。”她说：“不饿也得吃，跑一天了。”她端着碗往里走，我侧了侧身，让她进去了。

她把面放在床头柜上，说：“趁热吃。”我坐在床边，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是手擀的，筋道，里头卧了个荷包蛋，还放了点葱花。我说：“好吃。”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吃，说：“老陈，你跑了几年了？”我说：“三年。”她说：“累不累？”我说：“累。”她说：“那你咋不换个活？”我说：“换啥？我就会开车。”她说：“那你总这么跑，家也顾不上。”我说：“顾不上也没办法，得挣钱。”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陈，我知道你有家。我也没想咋样。就是……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守着这个旅馆，闷得慌。你来跟我说说话，我就挺高兴的。”我说：“红姐，你人好，我知道。可我有老婆孩子。”她说：“我知道。我没让你咋样。我就是……就是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没劲。我男人，你也见过，就知道喝酒打牌，啥事不管。旅馆的事，里里外外都是我，他连个手指头都不伸。我有时候想，我这一辈子，图啥呢？”

她说着，眼圈红了。我放下碗，看着她，说：“红姐，谁的日子都不容易。我跑车，风吹日晒，一跑就是两天两宿，困了就掐自己大腿。你守店，没日没夜的，也不容易。可日子再难，也得往下过。你闺女不是快毕业了吗？等她回来了，你就享福了。”她擦了擦眼睛，说：“嗯，我闺女争气，年年拿奖学金。”我说：“那就对了。为了闺女，啥苦都值。”

她站起来，说：“你吃吧，我下去了。”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老陈，你是个好人。”我说：“红姐，你也是个好人。”她笑了笑，推门出去了。

那以后，她还是对我热乎，可不再往我手心里挠了，也不再半夜来敲门了。她还是穿着薄纱睡衣坐前台，还是给我递水，还是给我留302。可我再去，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那眼神里头，有感激，有尊重，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知道，她懂我了。

后来我不跑那条线了。公司调整，把我调到了南边，跑的是另一条专线。走之前，我去了一趟平安旅馆，跟红姐道别。她坐在前台，还是那身薄纱睡衣，还是那个姿势。看见我，她站起来，说：“不跑了？”我说：“不跑了，调走了。”她说：“那……以后还来不？”我说：“来，有空就来。”她说：“那你等等。”她转身上了楼，下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袋子。她把袋子递给我，说：“给你闺女织的，一件毛衣。我闲着没事，织着玩的，不知道合身不。”我接过来，袋子沉甸甸的。我说：“红姐，你这……”她说：“别说了，拿着。给你闺女穿，算是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

我提着那袋毛衣，走出平安旅馆，上了车。发动引擎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红姐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薄纱睡衣，风吹过来，睡衣飘起来。她冲我摆了摆手，我按了两下喇叭，开走了。

那件毛衣，我闺女穿了三年，穿小了，我老婆又拆了，给邻居家的小孩织了件小的。可我每次路过县城东关，都会往那条街上看一眼。霓虹灯牌子还在，“平安”俩字还是红的，“旅馆”俩字还是绿的，一闪一闪的。只是不知道前台坐着的，还是不是那个穿薄纱睡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