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北京，李作鹏走完了九十五岁的人生。消息传出后，家人原本准备在八宝山举行一场小型追悼会，时间定在1月17日下午。灵堂已经布置，场地也已联系妥当，参加人员并不多，主要是亲属、旧部和少数熟悉他的同志。

然而，到了1月16日下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有关方面与家属商议后，决定取消原定追悼会，后续一切从简办理。第二天没有公开举行那场仪式，1月18日上午，灵车抵达八宝山，李作鹏的灵柩由六人抬入革命烈士公墓，完成了安葬和火化手续。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关注，关键不在“六人抬棺”，而在于追悼会为何临时取消。要理解这个安排，不能只看他晚年的处境，还要看他一生中功与过交织的特殊经历。

李作鹏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梁山一带指挥作战时，曾受到毒气伤害，后来留下眼疾，晚年戴眼镜便与这段经历有关。此后，他转战东北，先后在部队和机关任职，逐步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队系统继续任职，后来进入海军工作。1955年，李作鹏被授予中将军衔。那时的他，有战场上的资历，也有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经历，完全称得上功勋干部。

但个人履历再辉煌，也不能替代政治和历史责任。

特殊时期，李作鹏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军队内部的一些行动中，他参与了对部分干部的审查和冲击，给不少人造成了伤害，也使军队正常秩序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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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问过类似的问题：“过去立过功，难道就不能保住晚年吗？”

答案并不复杂。功劳可以记载，错误也必须追究；二者不能互相抵消。正因为他曾经有过重要贡献，后来造成的影响才更加严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李作鹏被羁押审查。此后，他失去原有职务和政治待遇，长期接受审查。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完全否定其早年功绩，在生活保障、医疗照顾等方面，仍保留了相应安排。

在秦城接受监管期间，他的生活条件后来得到改善。李作鹏曾写信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提出衣物、书籍和家属生活方面的请求。有关部门对其中合理事项作了处理，他子女的工作问题，也曾得到组织上的关照。

这类安排体现的是区别对待：政治上承担责任，生活上仍给予基本保障。二者并不矛盾。历史处理复杂人物，往往不能只用“全盘肯定”或“彻底否定”来概括。

1981年，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进行审判，李作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按照羁押时间折抵刑期的规定，他在1988年刑满获释。离开监管场所时，有关方面提出了不与境外通信、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不擅自发表文章等要求，他晚年基本遵守了这些规定。

获释后，他改名为李明，前往太原生活。起初，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搬进安排好的住房。房屋面积不大，但生活设施齐全，医疗和日常保障也有相应安排。李作鹏每月领取生活费，妻子董其采则按有关规定享受退休待遇。

晚年的李作鹏，生活十分安静。他读书、看报、练习书法，也偶尔作画。家中曾挂有他书写的毛泽东诗词和杜牧《山行》。这些细节并不能改变他的历史责任，却让人看到，一个经历巨大政治起伏的老人，仍保留着普通生活的一面。

董其采去世后，李作鹏每年都会前往祭扫。夫妻二人共同经历了荣辱沉浮，晚年相互照料，这段家庭关系在旁人记忆中较为深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李作鹏曾有意前往观看，但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2009年1月3日，他在北京去世，终年九十五岁。家属原本希望举行一场小型追悼会，旧部和亲友也作了准备，但最终在临近仪式时取消。

这里的“取消”，更准确地说，是取消公开举行的追悼会，并不是不予安葬。六人抬棺入八宝山，随后火化，骨灰由家属带回安置。这样的处理既没有举行大规模仪式，也没有抹去他早年参加革命、为国家作战的经历。

功劳归功劳，责任归责任。对李作鹏晚年安葬方式的安排，正是在这两条界线之间作出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