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纽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站上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公开对安理会否决权机制提出强烈质疑。
几乎同时，日本和印度也在联大发声。
三方各自阐述对联合国改革的诉求，围绕加沙局势，提出了差别很大的改革方案。这场辩论刚拉开序幕，中方也清晰阐述了自身立场。
9月22日，埃尔多安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对联合国当下的运行效能提出批评。
他表示，联合国公信力持续受到冲击，巴勒斯坦、黎巴嫩、苏丹民众对联合国寄予的期待不断落空。他提到，终有一天，人类会诉诸共同的良知。
埃尔多安提出，“世界不只有五个国家，人类命运不应由二战获胜的少数国家掌握”。
自2023年10月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伤亡数字持续走高，联合国在当地的人道与安全机制承受巨大压力。
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引用的加沙死亡人数约7.4万人，不同机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即将在2026年12月31日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改革否决权的相关呼声表达了共情，联大期间也与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从地缘角度分析，近年大国博弈加剧，中东地区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土耳其希望提升自身地区与全球话语权。
但按照现行联合国机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随意新增。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推动废除否决权的改革方案，客观上能够获得不少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的发展中国家支持，以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调整。
按照《联合国宪章》，修改宪章存在两项硬性条件：必须获得全体五常同意，同时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投票支持。
从法理规则来看，埃尔多安提出的废除否决权方案，想要落地的门槛极高。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方面已公开表态反对取消否决权，认为取消否决权可能让联合国重蹈国际联盟失效的覆辙。
此次纽约之行，埃尔多安安排了多场双边会见。
他同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贸易、防务合作以及加沙局势。英国此前已经出台政策，限制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相关的贸易活动。
同期纽约还有一场由特朗普主持的地区会议，与会地区代表讨论美伊和平协议后续相关议题。
在本轮联合国改革讨论中，日本、印度也积极参与发声，但诉求方向和土耳其并不相同。
简单来说：土耳其主张变革否决权制度，而日本、印度、德国、巴西组成的G4集团，核心诉求是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取自身获得常任席位。
9月22日联大期间，G4四国外长在纽约举行外长会议。
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信息，四国继续推动安理会同时扩大常任、非常任两类席位，推动改革议题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印度长期主张，依托自身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应当在安理会拥有常任席位，以此提升自身在南亚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日本方面提出，希望通过安理会改革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中方以及部分国家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仍存在历史认知问题，《联合国宪章》保留有针对二战敌国的相关条款。
不少国家担忧，如果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席位，可能助推其军事和政治扩张。
G4四国的改革诉求并非完全统一，各方存在明显分歧。
9月26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期间表态，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对两国的发展走向提出批评；对于印度、巴西谋求安理会常任席位，俄方表达了支持态度。
葡萄牙总理也在9月26日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入常。
但各方表态支持，并不代表安理会扩员方案能够落地。
土耳其希望重塑安理会权力规则，日印德巴希望增加安理会席位，各方改革目标并不一致。
所谓“联手”，只是各方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平台，各自提出联合国改革诉求，诉求方案并不统一。
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国提出的各类安理会改革方案，落地都面临巨大障碍。
很多人会把联合国理解为可以依靠投票决定一切的全球议会。
但安理会五常的地位，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背后依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力量格局，也是战后全球总体和平的重要基石。
安理会改革不能简单依靠投票来颠覆二战形成的国际基本框架。
中方的立场保持连贯清晰。
2026年1月2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第80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首次会议上发言，支持对安理会开展必要、合理改革，强调改革的核心方向应当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
2026年2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第二轮谈判会议上明确表态：日本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行，践踏战后国际秩序，干涉他国主权，没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同年5月，王毅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强调，必须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
联合国秘书长换届工作也在推进。
古特雷斯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新任秘书长自2027年1月1日履职。
安理会已于7月30日举行秘书长人选首轮意向性投票。但秘书长更替，不会改变安理会否决权的基础制度。
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席位面临多重障碍，历史认知问题是重要阻碍。同时日本外交安全政策长期受美日同盟框架影响，战略自主空间有限。
印度影响力集中在南亚地区，在全球危机干预、全球治理供给等方面，还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共识来让渡安理会核心权力。
总的来看，2026年9月这场围绕联合国改革的讨论，由加沙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借着联大平台提出全球治理改革诉求。
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国希望借助当前国际形势，争取更高的全球政治话语权。但安理会改革牵扯战后国际秩序根基，仅仅依靠联大演讲和外交造势，很难撼动现有的安理会权力架构。
这场联合国改革辩论，由加沙危机触发，实质是各方对全球话语权的再争夺。土耳其主张废除否决权，日印德巴推动安理会扩员，诉求各异，难成合力。
五常权力根植于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修宪又需五常一致同意和联大三分之二支持，门槛极高。
中方支持必要合理改革，但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维护二战成果，反对未反省侵略历史者入常。
秘书长换届亦难动摇否决权根基。安理会改革终究取决于综合国力与广泛共识，仅靠联大演讲和外交造势，难以撼动现有权力架构。
未来博弈仍将长期化、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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