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8日，昆明机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送走了前来劝说他的张群。飞机即将起飞，昆明城内的局势已经绷到极点。卢汉明白，张群一旦离开，自己便失去了一张分量极重的牌；可若把这位旧友扣下，几十年的交情也将彻底变味。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送行。
张群是蒋介石的亲信，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和卢汉相识多年。更重要的是，卢汉早年处境艰难时，张群曾出面替他周旋。这样的关系，远非几句政治口号可以割断。
卢汉面对的是一道两难题。云南即将起义，扣留张群，能够削弱蒋介石方面的影响，也可能增加同南京方面谈判的筹码；放他离开，则等于把一个重要人物送回蒋介石身边。权衡再三，卢汉还是选择放行。
“你走吧，云南的事，我会承担。”
张群没有多说，只叮嘱卢汉保重。飞机升空后，昆明城里的秘密部署仍在继续，而远在北平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据有关回忆，周恩来当时颇感意外，认为张群离开后，营救张学良的希望又少了一层。
这句“坏了”，背后牵动的并不只是张群一人。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长期处于蒋介石控制之下，早已成为一个特殊而敏感的人物。周恩来十分清楚，张群既是蒋介石的老部下，又与其关系密切，若能将他留在起义区域，或许可以形成一项有分量的交涉条件。卢汉放走张群，无疑使这步棋难以落子。
但卢汉的选择，也不能简单看成“意气用事”。他在云南经营多年，对地方军政、各派势力和部队情绪都十分了解。起义尚未公开，昆明城内仍有国民党特务、地方武装和观望势力。倘若突然扣押张群，极有可能引发误判，使本就紧张的局势失控。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滇军对蒋介石政府早已心存芥蒂。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借滇军主力赴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之机，调集力量解决龙云问题。龙云被迫离开云南，卢汉随后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名义上这是一次人事更替，实际上却让云南地方势力看清了一个事实：中央需要滇军时便调其出征，不需要时也可以迅速削弱其根基。
卢汉接掌云南，并不意味着他与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相反，他既要维持表面关系，又要守住滇军和云南地方的利益。这种复杂处境，决定了他在1949年不能只听命于南京，也不能贸然把昆明推入战火。
滇军的转变，长春已经给出了信号。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第六十军原为云南部队，抗战时期曾在台儿庄等战场作战，官兵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云南。长春被围困已久，部队补给困难，继续作战意味着巨大伤亡。曾泽生最终选择起义，不仅改变了长春守军的力量对比，也让卢汉看到，滇军内部并非只能跟着蒋介石走到底。
此后，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局接连变化，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整体处境迅速恶化。蒋介石方面仍试图把云南作为西南屏障，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云南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云南百姓和滇军官兵也不愿本土成为长期战场。
1949年8月，身在香港的龙云公开表示与蒋介石集团决裂，转向新中国。龙云的表态对云南各界影响很大。卢汉虽与龙云有过职务上的更替，却同属云南地方实力人物，双方在维护地方利益这一点上有共同基础。
蒋介石察觉到卢汉的态度变化，便派张群前往昆明斡旋。张群此行，既有劝说意味，也带着摸底任务。他需要判断卢汉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更要设法阻止云南脱离国民党政府。
可那时的昆明，起义准备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卢汉方面控制了重要军政部门，并着手处理军统系统在云南的力量。沈醉等人虽一度参与相关安排，最终也被卢汉方面控制。对卢汉而言，真正危险的不是一名说客，而是起义消息提前泄露后引发的全面冲突。
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云南军政人员宣布起义，云南脱离国民党政府。张群已经离开，张学良仍未获释，周恩来设想中的交换条件没有实现。
然而，卢汉放走张群，并未改变昆明起义的结果。它留下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地方实力人物在大局转折时的真实处境：既要判断天下归属，也要面对旧交、旧恩与现实责任之间的撕扯。 ചരിത്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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