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末年，河北武邑，少年苏烈跟随父亲苏邕守护乡里。那时天下大乱，盗匪与叛军四处聚集，百姓连夜闭门，连田间道路都不敢独行。苏烈年仅十五岁，却已经能骑马持槊，随父亲出入战阵。
郡南有一支叛军，首领张金称势力不小。苏烈没有等官军援助，而是带着乡勇摸入敌营，趁夜突袭，亲手斩杀张金称。首领一死，叛军很快溃散。此战让苏烈在乡里出了名，也显露出他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敢冒险，更敢在关键时刻下重手。
隋朝末年的局势，并没有给年轻人留下太多选择。苏烈先后归附窦建德、刘黑闼，刘黑闼败亡后，他没有立刻投奔新主，而是回到故乡，暂时远离纷争。这段沉寂很重要，它使苏烈没有被早年的胜仗冲昏头脑，也让他看清了乱世中权力更替的残酷。
唐太宗即位后，苏烈重新进入军旅。贞观四年，也就是630年，唐军征讨东突厥，苏烈隶属于李靖所率的军队。东突厥颉利可汗一路北撤，试图凭借草原的辽阔摆脱追兵。
有意思的是，唐军主力尚未完全锁定敌营时，苏烈带着骑兵在风雪和迷雾中寻找踪迹。发现突厥营地后，他没有等待更多援军，直接发动冲击。突厥军猝不及防，营垒迅速失守，颉利可汗仓皇逃走，后来被唐军俘获。苏烈由此获得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名声。
然而，勇猛并不等于没有缺点。战后，苏烈部下曾有劫掠行为，他也因约束不严受到责罚。李绩将此事上报后，苏烈长期没有得到升迁。二十多年间，他的官职变化不大，这在重视军功的唐朝军队中颇为反常。
但朝廷没有忘记他的本领。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进攻新罗，唐军出兵援助，苏烈在对高句丽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同年，他又随程咬金征讨西突厥，担任前军总管，负责冲击和追击。
这一战中，苏烈率军歼敌两万，原本正是扩大战果的机会，副统帅王文度却以所谓诏令要求停止追击。苏烈认为军队既然奉命讨敌，就不能只顾自保，便当面劝程咬金：“天子既然命我等讨贼，今日却坐守不进，如何建立功业？”
程咬金没有采纳。后来查明，王文度确实伪造诏书，受到惩处，程咬金也被免职。苏烈虽然没有改变战局，却把一名将领在战场上的判断和担当表现得十分鲜明。
657年，唐高宗重新任用苏烈，命他征讨西突厥。此时的苏烈已经年过六旬，却依然亲自统率军队深入西域。唐军在金山、碎叶水一带连续追击，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最终兵败被俘，西突厥政权随之瓦解。
这次战役的意义，不只是抓获一名可汗。西突厥控制着天山南北和中亚交通要地，唐军击破其主力后，开始在当地设置都护府，重新安排部落与军政秩序。苏烈所打下的，并非一场孤立的胜仗，而是一片长期影响唐朝西部格局的疆域。
659年，苏烈又在乌海附近击败吐蕃军队。之后，他前往葱岭以西平定叛乱。连续作战使他声望更高，唐高宗准备重赏，苏烈却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希望朝廷赦免曾经参与叛乱、已经被押解的人。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加封他为左武卫大将军。
苏烈与裴行俭的关系，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之前。裴行俭字守约，年轻时任职军中，既懂文书制度，也有军事见解。苏烈见到他后十分欣赏，称赞道：“我所用兵，天下少有可以传授的人，如今终于遇到你了。”
裴行俭并不是只会听从教诲的学生。他从苏烈那里学到临阵决断和行军用兵，又凭借自己的文才与谋略，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老师的指挥风格。后来他平定西突厥、抵御吐蕃，成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重要将领。苏烈重勇，裴行俭兼具谋略，二人恰好代表了唐军将领的两种长处。
660年，唐军出兵百济，苏烈担任统帅。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俘，百济政权覆亡，其旧地被唐朝重新划分为都督府和州县。至此，苏烈先后参与消灭东突厥、西突厥和百济三个政权，并且都曾俘获对方君主，因此获得“灭三国”的名声。
苏烈并非没有过失，治军不严也确实影响过他的仕途。可在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上，他往往敢于深入、敢于追击，更能承受远征西域的艰苦。公元667年，苏烈病逝，戎马生涯从少年延续到晚年，唐朝西北与东北多场重要战事，都留下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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