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3月初，杨镐收到了第一支部队覆没的消息。
他手里还有三路大军，总兵力是努尔哈赤的五倍，但他当晚就下令全军撤退。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没想到。
明军主力尚在，粮草未断，努尔哈赤刚打完一场硬仗，正是反击的最佳时机。
可杨镐选择了跑，三路大军撤退途中遭到追击，四十七万人的东征计划，五天之内就彻底崩盘。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真的是因为兵分四路吗？
这场战争从筹备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辽东巡抚上报后金攻陷抚顺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
兵部连夜开会，却发现连调兵的章程都找不到了。
负责军务的官员二十多年没打过仗，手里的花名册早就对不上号，哪个卫所有多少人，谁能打谁不能打，全是糊涂账。
最后是万历皇帝亲自下旨，从九边抽调精锐，从南方征调土司兵，号称要集结四十七万大军。
这个数字很吓人，但真正到辽东前线的只有十万出头，其余都是各地凑数的老弱。
更要命的是，这些部队从接到命令到出关，前前后后拖了八个月。
士兵不愿意去。
从山海关到辽东的驿道上，到处是逃兵。
有的部队刚出关就跑了一半，将领根本管不住。
剩下那些没跑的，一路上抢驿站，砸商铺，奸淫妇女，把辽西搞得鸡犬不宁。
当地官员写报告说官逃、市罢、民散，意思是看见明军来了，官员先跑，商人关门，老百姓躲进山里。
这不是军纪问题，是后勤彻底崩了。
朝廷拨了十万两白银做军费，运到辽东时少了四万多两，剩下的成色还不足。
为了筹钱打仗，户部给全国加派了二百多万两辽饷，这笔钱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征收，一直收到明朝灭亡，但真正用到辽东战场上的不到三成。
其余的钱去哪了？
各级官员报账的时候写得很清楚解送途中耗损仓储损耗兵饷预支，就是层层往下扒。
士兵拿不到军饷，只能抢。
粮食运不过来，只能就地征。
辽东本地百姓被征怕了，看见明军来就跑，留下空村子。
部队没吃的，继续往前走，一路抢到赫图阿拉城下。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杨镐的四路大军同时出发。
为什么选二月？
因为拖不下去了。
这十万人在辽东吃了大半年，地方上已经供不起。
辽东巡抚的奏折里写得明白军马云集，日费千金，地方残破，供应不继。
再不打，这支部队自己就要散了。
二月的辽东还在下雪，明军装备的火器有一半打不响。
不是武器不行，是天气太冷，火绳冻硬了，火药受潮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没有火器，全靠弓箭和白刃战，冰天雪地正适合他们。
战争打响后，杨镐坐镇沈阳，四路大军各自为战。
西路杜松部最先遭遇八旗主力，三万人在吉林崖一天之内被打光。
消息传到沈阳，杨镐的第一反应不是调兵增援，而是下令其他三路撤退。
这个决定很反常。
当时南路刘綎部和北路马林部都还没交战，东路李如柏部刚过浑河，明军在兵力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
就算西路全灭，只要剩下三路合兵一处，努尔哈赤也未必能赢。
但杨镐不敢赌。
他不敢赌的原因，和四十年前的抗日援朝有关。
万历二十年，杨镐作为监军参加平壤之战，明军打了胜仗，他在报功文书里把自己写成了头功。
后来在碧蹄馆战败，他又把责任全推到主将李如松身上。
这种人打顺风仗可以，一旦遇到挫折，第一反应就是保住自己。
撤退命令下达后，三路大军的结局基本注定了。
刘綎不服，继续往前打，结果被八旗军追上，全军覆没，他本人战死。
马林部撤退途中遭遇伏击，损失过半。
李如柏跑得最快，丢下辎重粮草，一口气跑回沈阳，但他的部队也在路上被截杀了大半。
五天时间，明军损失了六万多人，丢掉了辽东大部分城池。
战后统计，阵亡的总兵以上将领有四个，参将、游击若干，马匹、军械、粮草损失无数。
这些数字背后，是明朝在辽东二十多年经营的彻底崩盘。
对比一下努尔哈赤的准备。
他在萨尔浒之战前三个月，就把八旗所有男丁集中起来训练，每个牛录都清楚自己的任务。
粮食提前征集，战马提前调配，甚至连伤兵安置都安排好了。
八旗制度的核心，就是把战争收益和每个家庭绑在一起。
打赢了，分人口分土地分财物，所有人都有份。
这种制度下，士兵不需要督战，因为打仗就是给自己家挣前途。
明军正好相反。
士兵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军饷发不全，吃饱饭都难，战死了家里也拿不到抚恤。
将领只想着保命和升官，谁也不愿意真拼。
杨镐在沈阳，李如柏在前线，两人一个想的是别背锅，一个想的是别送死，中间隔着几十里地，命令都传不明白。
这种状态下，分几路进攻根本不重要，就算合兵一处，照样打不赢。
因为这支部队从上到下都不想打，也不知道为谁打。
萨尔浒之后，明朝在辽东再也没缓过来。
后金用缴获的物资和人口迅速扩张，三年内统一了整个女真，又开始蚕食辽西。
明朝只能不断加派辽饷，从万历年间一直加到崇祯年间，最后把整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
如果杨镐当时没下撤退令，剩下三路明军合围赫图阿拉，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恐怕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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