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德国法兰克福，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与日本医学家秦佐八郎共同进行药物试验。一支编号为“606”的针剂，由此进入医学史，也在多年后被战争阴影重新提起。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606药剂并不是抗癌药，更不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它的正式名称是砷凡纳明，主要用于治疗梅毒。所谓“606”，源于埃尔利希团队对数百种砷化合物进行筛选时的编号。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毒攻毒”。砷凡纳明能够抑制梅毒螺旋体，却也可能伤害人体。注射前后需要严格掌握剂量，患者还要接受观察。药物一旦使用不当，便可能出现发热、恶心、皮疹、肝肾损伤等反应，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606”在当时确实具有突破意义。青霉素尚未普及之前，梅毒缺少安全而有效的治疗办法，砷凡纳明因此被许多医生采用。不过，它从来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普通针剂，更谈不上没有代价的特效神药。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它后来如何被卷入日本军队的性暴力体系。
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由军方控制、管理或默许的慰安所制度。中国、朝鲜以及其他被占领地区的大量女性，被欺骗、强征或直接掳走，失去了人身自由。她们被迫反复接待士兵，疾病传播自然十分严重。
日军面对这种问题，考虑的并不是停止暴行，而是怎样让士兵继续实施暴行。有些幸存者回忆，自己曾被强行注射一种被称为“606”的药物。注射后，她们往往出现持续疼痛、头晕、虚弱和月经异常等症状。
一位幸存者曾回忆，军医给她打针时，只说是“治病”，并没有说明药名。她后来问：“这是什么针？”对方没有回答，只命令她继续工作。这样的细节，反映出受害者在医疗环节同样没有知情权。
不过，历史写作不能把所有口述中的“606针”都直接等同于砷凡纳明，也不能据此断言日军从二三十年代起进行过统一、成规模的“绝育注射”。现有研究能够确认的是，慰安妇制度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疾病传播；至于每一支针剂的具体成分，则需要结合病历、军方文件和医学鉴定判断。
砷凡纳明对女性的伤害，主要来自几个方面。过量使用会增加肝肾负担，可能引发神经系统症状；在缺乏消毒和护理的军营环境中，注射本身也可能造成感染。身体长期营养不良、反复遭受暴力，再叠加药物毒性，后果往往比单独用药更严重。
至于“不孕不育”这一说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606药剂一个因素。盆腔感染、性传播疾病、反复流产、暴力伤害和长期饥饿，都可能损害生殖系统。把所有幸存者的终身病痛都归因于一种药物，既不符合医学常识，也容易掩盖日本军队制度性暴行的全貌。
秦佐八郎也常被一些文章描述成“偷走配方后销声匿迹”。这同样不准确。他参与了606药剂的研究，回国后继续从事医学工作，并担任过日本医学界的重要职务。没有可靠证据表明，他把配方秘密交给军方，更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策划了后来针对女性的注射行为。
日本军方是否在某些地点使用过砷制剂，仍需依据具体档案分析。但无论针剂究竟是什么，强迫女性接受不明药物，本身就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受害者不是供军队维修的“工具”，她们的身体更不应被当作降低疾病风险的消耗品。
1945年日本战败后，许多幸存者回到故乡，却并未真正摆脱战争留下的伤害。有人终身患病，有人无法生育，有人因遭受歧视而长期沉默。她们的证词，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才艰难地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第121号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并承认慰安妇制度造成的强迫与奴役。相关争议延续多年，恰恰说明历史事实不会因回避而消失。对“606药剂”的讨论，也不该停留在猎奇式传闻，而应回到医学证据、受害者证词与战争责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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