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年，长安城北，吕布与郭汜各自带兵出城，却突然约定暂时停战，由两人单独决胜。这段文字被王粲记入史料，后来又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吕布以矛刺中郭汜，郭汜的骑兵赶来救援，双方这才分开。
这场交锋很短，却留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骑手在马上使用长矛冲刺时，究竟靠什么稳定身体？不少人据此认为，三国骑兵已经使用马镫，否则吕布发力刺击的同时，自己也可能被反作用力掀下马背。
这个推断听起来顺理成章，但严格说，还不能直接当成铁证。正史只写了“以矛刺中”，没有交代马具形制，更没有出现“马镫”二字。骑手保持平衡，除了依靠马镫，还可以借助鞍桥、缰绳、腿部夹持以及长期训练。
不过，吕布与郭汜的交战，确实说明东汉末年的骑兵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马上格斗能力。那不是骑马赶路，而是双方高速接近，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刺击、闪避和撤离。没有稳定的鞍具，这种动作很难做到。
第二个例子，是孙策与太史慈的交锋。约在兴平年间，太史慈带着一名骑卒遇到孙策，孙策身边则有韩当、宋谦、黄盖等十三名骑从。双方先在马上交战，孙策刺伤太史慈的战马，太史慈也夺取了孙策的头盔，两边援军赶到后，战斗才暂时停止。
这段记载的关键，不在于两人有没有按照小说那样大战许多回合，而在于他们能够在马上完成近距离缠斗。太史慈一面操控坐骑，一面挥动手戟；孙策也要在冲撞和闪避中保持身体稳定。战马受伤后，战斗方式立刻发生变化，说明骑战对人马配合的要求极高。
有人会问：“若没有马镫，骑兵难道不能作战吗？”当然可以。匈奴、鲜卑以及更早的草原骑手，未必依靠双脚支撑，也能骑射和冲锋。马镫的作用，是让骑手更容易发力、转身、站立和承受冲击，并不是骑兵能够作战的唯一条件。
第三个常被提到的战例，是关羽在官渡前后突袭颜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颜良奉命围攻白马。关羽策马冲入敌阵，刺杀颜良，随后斩其首级而回。《三国志》中的记载十分简洁，却清楚表现出骑手借助战马高速突击的战术。
关羽这一击，和吕布刺郭汜、孙策斗太史慈不完全相同。它更像一次精确的骑兵突袭，而非双方约定的单挑。但骑手必须在疾驰中控制方向、挥动兵器，并迅速脱离敌阵。若鞍具过于简陋，完成这样的动作难度自然会增加。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这些战例能证明三国骑兵很强，却不能单独证明三国已经普遍装备了成熟马镫。考古材料往往比文学描写更谨慎。秦始皇陵陶马已经显示出较成熟的马鞍结构，但没有清楚呈现成对马镫。
东汉画像石、陶俑和墓葬资料中，偶尔能见到马腹下方的悬垂物，有学者认为那可能是软质足踏，也有人认为只是装饰、缰具或制作痕迹。皮革和绳索难以长期保存，陶俑又不可能完整复制所有装备，因此争议一直没有彻底消失。
目前较可靠的实物证据，通常指向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墓中发现了成对铁马镫，这说明至少到十六国后期，马镫已经成为北方骑兵装备的一部分。至于它在三国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仍需区分“可能存在”和“普遍使用”。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三国骑兵能够使用长矛、长槊，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拥有后世那种固定的双马镫。骑手可以依靠高桥马鞍、腿部夹持和缰绳控制身体，也可以在接触敌人前调整姿势。小说中那些双手抡动兵器、连续冲杀的场面，往往经过了艺术加工。
曹植《白马篇》写到“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常被拿来说明骑手能够在马上俯身射击。可诗歌强调的是勇士的矫健，并非装备清单。曹操所说“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同样表现的是军旅状态，不能直接推导出马镫已经存在。
有意思的是，正史中的三次战斗，真正证明的也许不是“三国已经有马镫”，而是当时骑兵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马鞍、战马、骑术和兵器，构成了一整套协同体系。马镫若已出现，可能只是其中尚未普及的一环；若尚未成熟，优秀骑手也不会因此完全失去战斗能力。
所以，吕布不会因为没有马镫就必然被马踩死，太史慈也不是只能靠马镫才能挥动手戟。那些战斗留下的价值，在于它们让人看见了东汉末年骑战的真实轮廓：速度、冲击、控制和胆量缺一不可，而关于马镫的答案，还要等待更多可靠的出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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