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川为啥不叫川贵云，明朝一场土司火并打出贵州省，谁先建省谁排前面四川只能认
田琛拉上了跟田宗鼎有旧怨的辰州知府黄禧，带兵攻进思南。田宗鼎跑了，田琛杀了田宗鼎的弟弟，挖了田家的祖坟，还把田宗鼎母亲的尸体给戳了，抢光财物走人。
这事闹到朱棣那里，朝廷多次叫田琛和黄禧进京说清楚，两人谁都不去。朱棣火了，派镇远侯顾成带了五万官兵，直接把田琛和黄禧抓了押回京师。田琛的老婆冉氏还不死心，煽动台罗等寨的苗民叛乱想救人，朱棣大怒，永乐十年把田琛革职斩首。田宗鼎也没落着好，被揭发“缢杀亲母”的罪名，同样掉了脑袋。
第二年，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下了一道命令。户部尚书夏原吉接到指示：“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遗孽复踵为乱，其易为府治。”
思州宣慰司改成思州府，思南宣慰司改成思南府，两家的地盘被拆成八府四州，上面设一个贵州布政使司统管。贵州，从这一刻起，正式成了明朝第十三个省级行政单位。
首任布政使叫蒋廷瓒，河南滑县人，之前就参与过平定思州叛乱，熟悉当地情况，朱棣把他从湖广布政司参政直接提拔过来。
贵州建省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个“顺水推舟”的结果。朝廷本来没打算在贵州设省，是田家叔侄自己打起来，把机会送到了朱棣面前。
那这跟“云贵川”的排序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
云南建省比贵州早得多。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云南行省就已经设立了，中心从大理迁到了昆明。贵州1413年才建省，比云南晚了整整137年。
四川呢？四川作为行省的历史其实不算晚，但它在明代的官方排序逻辑里，吃亏就吃在“先设立者居前”这条规矩上。云南最早，贵州次之，四川反而排到了后面。
官方文书怎么排，民间就跟着怎么念。念顺嘴了的东西，谁也不会特意去改。
到了清朝，这套排序被进一步焊死了。
顺治十六年，清廷设云贵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分设云南总督和贵州总督，康熙三年又合并回去。中间分分合合好几次，但“云贵”这个组合名字一直没变过。
关键的一步在雍正年间。
雍正四年到六年，鄂尔泰在西南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他先把东川的土目革了，然后对乌蒙和镇雄动手。乌蒙土府禄万钟和镇雄土府陇庆侯年纪都小，兵权在叔叔禄鼎坤和陇联星手里。鄂尔泰招降了禄鼎坤，又拉拢陇联星，把乌蒙和镇雄的土司势力打散。乌蒙设府，镇雄设州，这两块地方原本是归四川管的，鄂尔泰一道奏折，直接从四川划到了云南。
《清史稿》里写得很清楚：“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由四川改隶云南，以一事权。”
从这一刻起，云贵总督管着的地盘，实实在在地从四川身上割了一块下来。
四川总督管不着乌蒙和镇雄了。云贵总督管着。
官方行文的时候，云贵在前，四川在后，不只是习惯，是行政层级上云贵确实压着四川一头。
雍正七年，鄂尔泰因为清理苗疆有功，朱棣给他加了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的头衔。虽然后来苗疆事竣，又恢复成云贵总督，但“云贵”这两个字在官场和民间的分量，已经扎下根了。
有人可能会问，四川那么大，成都平原那么富，凭什么排在最后？
恰恰是因为四川太重要了，重要到不需要用排序来证明自己。云南和贵州是西南边陲，是需要朝廷花大力气经营的地方，官制设置上给足权重，是为了“以一事权”，方便统筹调度。四川作为核心腹地，反而不用在这种排序上争什么。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念起来顺嘴。
“云贵川”，三个字，声调是阳平、去声、阴平，念出来有一种自然的起伏。“川贵云”，阴平、去声、阳平，念起来别扭，嘴巴不答应。
语言这东西，从来不是谁规定的，是叫的人多了就成了规矩。官方文书用了四百年的排序，民间跟着念了四百年，早就刻进舌头里了。
贵州建省那一年，蒋廷瓒从湖广赶到贵阳上任，带着一整套班子，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十一个官员跟着他一起入黔。
他到任之后做的事，是设立八府及州县，把原本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省的边陲之地，捏成了一个统一的省。贵州的面积在当时并不大，黔北、黔西北好些地方还归四川管，财政收入连江南一个县都比不上。
但就是这个“穷省”，在官方排序里压了四川一头。
因为排序的规矩不是比谁有钱，是比谁先来的。
云南1276年建省，贵州1413年建省，四川在这套逻辑里就是排在后面。清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又把乌蒙、镇雄从四川划给云南，云贵总督的实权进一步压过四川总督。官制如此，公文如此，民间叫法跟着如此。
“云贵川”这三个字，说到底是一笔四百年的行政账。谁先建省，谁排在前面。四川认这个理，因为规矩就是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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