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机响了,号码是老家那边的座机。
接起来,我妈的声音劈头盖脸砸过来:“你舅公司上市了,分了3.5亿,给你留了九成股份,你赶紧回来签字。 ”
我站在温哥华凌晨三点的厨房里,手里攥着半杯凉透的白开水。
窗外路灯把雪地照得发白,冰箱嗡嗡响。
“当年那张借条,还作不作数? ”我问。
电话那头安静了。
二零零八年夏天,我二十九岁,在深圳华强北租了个一米二的柜台修手机。
攒了七年,银行卡里躺着427万。
那是我一块主板一块主板焊出来的,每天干十六个小时,腰椎间盘突出到左腿发麻,没舍得去医院拍片子。
钱本来要付宝安那套小两居的首付。
我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我舅要办厂,塑料颗粒加工,差一笔启动资金。
“你舅说了,一年回本,两年翻番,给你算股份。 ”我妈在电话里声音发飘,“你小时候你舅背着你赶集,你忘了? ”
我没忘。
我舅背我走八里土路,给我买两毛钱的冰棍,自己蹲在树荫下啃干馍。
但我也记得,他前一年养鸡赔了六万,是我妈偷偷拿我的钱填的窟窿。
钱打过去那天,我在银行柜台坐了四十分钟。
柜员问我三遍确定吗,我签了四张单子。
我妈在电话里说,让我舅写个借条,我舅在边上喊:“亲外甥还信不过? 厂子起来了,这钱算股份! ”
我妈把电话递给我舅,他在那头说:“小杰,舅亏了谁也不能亏你。 ”
借条最后还是写了。
我妈按着他的手,在村里小卖部赊了张信纸,我舅歪歪扭扭签了名,我妈也签了,按了红手印。
那张纸我妈揣在贴身口袋里带回了老家,说替我收着。
厂子头两年确实红火。
我舅换了辆二手桑塔纳,我妈在电话里说,你舅天天念叨你,说大外甥的钱帮了大忙。
第三年春节我回老家,我舅在酒桌上拍我肩膀:“明年分红,至少这个数。 ”他伸出两根手指。
我没说话。
那晚我舅喝多了,拉着我说厂里要扩产,再投点钱,股份重新算。
我说没钱了,他脸垮下来:“你这孩子,眼皮子浅。 ”
第四年,厂子开始拖工资。
我妈打电话来,语气躲闪:“你舅说周转一下,你的分红再等等。 ”我在深圳的柜台被电商冲得七零八落,想转型做维修培训,差八万块买设备。
我妈说:“你舅那边也难。 ”
第五年,我舅换了新车,二十多万的凯美瑞。
我打电话过去,他说:“小杰,厂子要搞技改,你的钱都在设备里。 你急什么,舅还能跑了? ”
我急。
我租的农民房涨到一千八,女朋友因为我买不起房分了手。
我三十四岁,银行卡余额四万七。
第六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
年夜饭桌上,我舅没来。
我妈说他在厂里忙。
我初二去厂里找他,门卫不让进,说老板交代了,外人要登记。
我在传达室坐了半个钟头,我舅从办公楼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咋来了? ”他手里攥着车钥匙,奥迪的。
“舅,我那钱……”
“上楼说。 ”他把我领进办公室,真皮沙发,大班台,墙上挂着“厚德载物”。
他给我泡了杯茶,铁观音,杯子是定制的,印着厂标。
“小杰,舅跟你交个底。 ”他靠在椅背上,“厂子现在负债经营,账面不好看。 你那427万,当初算股份,现在稀释得没多少了。 ”
“借条上写的是借款。 ”
我舅笑了,从抽屉里摸出张纸,推过来。
是我妈的字迹,写着“收到弟弟王建国借款肆佰贰拾柒万元整,用于家庭共同投资”,底下我妈的签名,日期是打款后第三天。
“你妈后来给我补的,说一家人别弄两张条子。 ”我舅弹了弹烟灰,“你那张借条,你妈说找不着了。 ”
我盯着我妈的字。
她小学没毕业,字写得歪,但“肆佰贰拾柒万”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纸都划破了。
那天晚上我问我妈,她坐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着她脸上的褶子。
“你舅说厂里要贷款,银行要看手续,我就给他写了个收条。 ”她往灶膛里塞了把玉米秆,“你那借条,我收在柜子底下了。 ”
她把借条找出来,那张小卖部赊的信纸已经发黄,我舅的签名洇了,但红手印还在。
我妈把它递给我,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你舅不会亏你的。 ”她说。
我回深圳那天,我妈往我包里塞了五千块钱,说是我舅给的。
我把钱放在桌上,没拿。
第七年,我把柜台转了,去了东莞一家手机厂做技术主管。
工资翻倍,但心里那口气堵着。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想出国,她沉默了半天:“你舅那边……”
“别提他。 ”
第八年,我办了加拿大技术移民。
走之前回老家,我妈明显老了,头发白了大半。
我舅没露面,听我妈说,厂子搬到了开发区,新厂房盖了三栋楼。
“你舅说,等你回来,给你个说法。 ”我妈把那张借条又翻出来,用塑料袋裹好,塞进我行李箱夹层。
“这个你拿着。 ”
我登机那天,我妈站在村口,风吹得她站不稳。
她朝我挥手,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见。
第九年,多伦多的冬天冷得邪乎。
我在一家通讯公司做设备维护,租了间地下室,窗户一半在地平线上。
时差还没倒利索,我妈电话就来了。
“小杰,你舅公司上市了,科创板,敲钟了! ”我妈声音发颤,“他说给你留了九成股份,值三个多亿,你回来签字就行。 ”
我站在厨房里,手机贴着耳朵发烫。
冰箱上贴着电费单,287加元,逾期三天了。
“当年那张借条,还作不作数? ”我问。
我妈那边有电钻声,隔壁在装修。
她没说话,电钻声停了,她才开口:“你舅说,借条的事不提了,都是股份。 ”
“妈,借条在你那儿还是在我这儿? ”
“你带走了呀,你忘了? ”
我没忘。
那张发黄的纸就在我床头柜铁盒子里,和护照、工签放在一起。
“让舅舅接电话。 ”
我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酒桌上的热乎劲儿:“小杰! 舅一直等你电话! 三个多亿,九成股份,你舅够意思吧? 你回来,咱爷俩好好喝……”
“舅,借条上写的,427万,年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九年,你该还我多少? ”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
我听见酒杯磕在桌上的声音。
“小杰,你这话说的……股份多值钱你知道吗? ”
“借条作数的话,本息一共六百三十七万四千二。 ”我盯着冰箱上的电费单,“股份我不要,你把钱打我卡上。 ”
“你疯了! 三个亿不要要六百万? ”
“舅,当年你让我妈写收条,说借条找不着了。 ”我从铁盒子里抽出那张纸,对着手机麦克风弹了一下,“可我妈把借条给我了。 法律上,这是借款,不是投资。 ”
电话那头传来椅子倒地的声音。
我舅在喊:“姐! 你跟他说! ”
我妈接过电话,声音又老又急:“小杰,你舅厂子刚上市,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你先回来,股份过户了再说……”
“妈,九年前你说借条收在柜子底下,我信了。 ”我摸着那张纸的毛边,“现在你又说借条我拿走了,哪句是真的? ”
我妈哭了。
我舅在背景里骂骂咧咧,说白养了我这个白眼狼。
“借条作数,我就回去。 ”我说,“不作数,那三个亿的股份你们留着,我一分不要。 ”
电话挂断前,我舅抢过手机吼了一句:“你等着收律师函! ”
“好。 ”我说,“我这边律师按小时收费,你那边抓紧。 ”
冰箱压缩机突然响了,嗡嗡嗡,像老家灶膛里的火。
窗外雪还在下,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我打开铁盒子,借条上的红手印已经暗了,像一滴干了的血。
我妈的签名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戳在纸上,力透纸背。
九年,427万变成3.5亿。
可那上面写着“借款”,不是“投资”。
他们以为我永远不会打开这张纸,就像他们以为我永远不会挂那个电话。
我舅舅的律师函没来。
三天后,我妈又打来电话,语气软了:“你舅说,先给你打一千万,剩下的以后……”
“妈,借条还作数吗? ”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作数。 ”她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你舅说,作数。 ”
“那就按作数的来。 六百三十七万四千二,一分不能少。 到账那天,借条原件我寄回去。 股份你们留着,我不要。 ”
我妈在电话那头哽咽:“小杰,一家人……”
“妈,九年前你说这句话,我信了。 现在我不信了。 ”
一个月后,钱到账了。
我把借条原件用挂号信寄回去,信封上没写寄件人。
同一天我辞了职,搬到了温哥华岛上,租了间临海的公寓。
窗户很大,能看见海鸥和货轮。
我妈后来又打过几次电话,说我舅公司股价跌了,说家里亲戚都在骂我。
我听着,不说话。
最后她问:“你啥时候回来? ”
“妈,你想来我这里住,我随时接你。 老家,我不回了。 ”
她没再说话。
挂电话前,她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像是把这辈子的事都叹完了。
我把手机放在窗台上,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味。
九年了,那427万是我一块主板一块主板焊出来的,那借条上的红手印是我妈一个一个按下去的。
有些账,算得清。
有些账,一辈子算不清。
钱到账那天,我查了三遍余额。
数字没错,可我心里空得慌。
我走到海边,把那张汇款单折成纸船,放在水上。
浪打过来,纸船沉了。
我站了很久,直到脚趾冻麻。
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老家村口那盏。
我往回走的时候想,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借钱不还,是拿亲情当本金,拿良心当利息。
那艘纸船沉下去的地方,水面又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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