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一年腊月廿三，我二十三岁，家里养了一年的两头大肥猪，用板车拉到镇上的屠宰场。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碎雪粒子，我穿着父亲留下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过磅的时候，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从账房里探出头来，瞟了一眼秤杆，报了个价，比别家一斤低两毛。我当时心里就堵得慌——这猪我娘喂了三百多天，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手上裂的口子冬天就没好过。我没吭声，把绳子从磅秤上解下来，扭头就走。刚走出五六步，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那姑娘追出来喊：“哎——你等一下！”
我站住了脚，没回头。雪粒子落在后颈窝里，凉飕飕的。
她喘着气绕到我面前，围裙上沾着油渍，脸颊冻得通红，手里还攥着那本蓝皮账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声音比刚才在屋里低了些：“你这个人，咋不听人把话说完？”
这是我头一回跟陆青禾打照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往后三十年的日子，就跟这天下午似的，原以为没路走了，一转身，有人在雪地里等着你。
第一章 两头猪和一本账
我叫程砚舟，那年二十三岁，家住柳溪镇北边的程家洼。家里有母亲苏巧云，还有个小我五岁的妹妹程砚宁。父亲走得早，我十六岁那年，他在帮邻村盖房时从架子上摔下来，没等到医院人就没了。从那以后，家里家外的担子就落在我肩上。
母亲身体还算硬朗，就是冬天爱咳嗽。妹妹还在镇上念初中，成绩不错，老师说有希望考县里的师范学校。我们娘仨守着三间瓦房、两亩水田、一个猪圈过日子。那头老母猪是父亲在世时抓的，每年下两窝崽，留两头养肥了卖，其余的就赶集时卖掉换些油盐钱。
九一年开春，母猪下了九只崽，满月后卖了七只，剩下的两只，母亲说：“今年不卖崽了，都养着，年底能卖个好价钱。”我知道她是想多攒些钱，砚宁要是考上师范学校，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不是小数目。
两只猪崽刚抓回来时，圆滚滚的，像两个黑绒球。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红薯藤、米糠、刷锅水倒进大锅里煮，煮得咕嘟咕嘟冒泡，再舀到木盆里晾温了，端到猪圈去。她喂猪的时候嘴里总念叨：“多吃些，多吃些，长膘了给你们换新衣裳。”我知道这话是说给砚宁听的。
到了腊月，两只猪都长到了两百来斤，脊背上的毛油光水滑，走路时肚子晃荡晃荡的。村里人都说，苏巧云家的猪喂得实在，膘肥肉厚。母亲听了只是笑笑，转身又去剁红薯藤。
腊月廿三这天，母亲天没亮就烧了一大锅热水，兑了些凉水，一瓢一瓢地舀进猪圈，把猪身上冲得干干净净。她说：“猪也要体体面面出门。”我知道，她是怕屠宰场的人挑毛病压价。
我把板车收拾利索，车板上铺了层干稻草。隔壁的赵叔听见动静，披着棉袄出来帮我赶猪。那猪也是怪，平日里哼哼唧唧的，这天好像知道要出远门，死活不肯上板车。赵叔在前面拽，我在后面推，母亲端着一瓢玉米粒在车板上引，折腾了小半个时辰才把两头猪都弄上车。
赵叔拍了拍手上的灰，说：“砚舟，到了镇上别由着他们压价，多问两家。你娘喂这些猪不容易。”
我点点头，拉起板车上了土路。从程家洼到镇上，有七八里地，一半是土路，一半是碎石路。板车的轮子碾过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猪在车上偶尔哼两声，多数时候安安静静的。路两旁的田里庄稼都收了，只剩下一茬茬的稻桩，覆着薄薄的白霜。
走到镇口的时候，天飘起了碎雪粒子，打在脸上有些疼。我把围脖往上拉了拉，那是母亲用旧毛线织的，花色不太均匀，但暖和。镇上的集市已经散了，只有几家铺子还开着门。我径直往镇东头的屠宰场走，那是镇上唯一一家国营的，平时也收私人送来的猪。
屠宰场的院子不大，靠墙堆着些煤渣和柴火。进门左手边是过磅的地方，一根粗木杠子架在铁架子上，下面吊着个铁秤砣。右边是两间瓦房，一间是账房，一间是屠宰间。院子里有三四个人在等着，都是附近村子来卖猪的。
我把板车停在磅秤旁边，解开捆猪的绳子。一头猪先下了车，我牵着它在磅秤上站定。秤杆子翘起来，看秤的老汉眯着眼拨了拨秤砣，正要报数，账房的窗户推开了，一个姑娘探出头来。
她大约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外面系着条灰色围裙，围裙上沾着些油星子和暗红色的痕迹。脸圆圆的，眼睛不算大，但看人时目光很定，像在掂量什么东西的分量。
她瞟了一眼秤杆，又扫了一眼猪，缩回头去。过了几秒钟，她从账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本蓝皮册子，走到磅秤前看了看，然后报了个价。
那个价，比我知道的行情低了整整两毛钱一斤。
一头猪两百二十斤，两毛钱就是四十四块。两头猪加起来，差出将近九十块钱。九十块钱，在九一年，是砚宁一学期的学费加住宿费，是母亲小半年的药钱，是家里过年扯布做新衣裳的钱。
我没吭声，蹲下身子把猪从磅秤上牵下来，重新拴好绳子，把另一头还没过磅的猪也赶回板车旁。看秤的老汉愣了一下，问：“不卖了？”
我说：“不卖了。”
我把绳子往板车上一缠，拉起来就走。走了五六步，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急：“哎——你等一下！”
我没停。板车的轮子碾过院门口那块松动的青石板，哐当一声。
脚步声追了出来，越来越近。一只手搭上了板车的车把，我不得不停下来。她绕到我面前，围裙上沾着的油渍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暗沉的光。她喘着气，脸冻得红扑扑的，手里还攥着那本蓝皮册子，册子边角都卷起来了。
她抬头看着我，目光里带着点气恼，又带着点别的什么说不清的东西：“你这个人，咋不听人把话说完？”
我说：“价都报了，有啥好说的。”
她把册子往围裙口袋里一揣，说：“刚才那个价是统货价，你这两头猪膘好，可以走特级。特级比统货高两毛五。你连问都不问就走，亏不亏？”
我愣在那里。雪花落在她马尾辫上，很快化成了细小的水珠。她伸手把辫子往耳后捋了一下，又说：“你进去重新过磅，我给你开特级。”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嗓子眼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母亲喂猪时那双裂了口子的手、砚宁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背影、父亲走后那几年过年时母亲偷偷抹眼泪的样子，全在这一瞬间涌上来，堵得我胸口发胀。
我最后只憋出一句：“那你刚才咋不说。”
她瞪了我一眼：“我刚才出来看了猪，正想跟你说，你倒好，扭头就走。我追出来鞋都跑掉一只。”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棉鞋上沾满了泥雪，大脚趾的位置磨破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袜子。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这才注意到她跑出来时没顾上换鞋。心里的那股堵劲儿忽然就散了，像雪粒子落在地上，化开，渗进土里。
我说：“那……重新过磅？”
她点点头，转身往院子里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你叫啥？账上要写。”
“程砚舟。”
“砚舟？”她重复了一遍，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哪个砚，哪个舟？”
“砚台的砚，小舟的舟。”
她嗯了一声，说：“我叫陆青禾。陆地的陆，青草的青，禾苗的禾。”
那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只是觉得这名字取得好，把庄稼人的日子都装进去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名字，念着念着就成了一辈子的事。
第二章 特级猪和蓝皮册
重新过磅的时候，陆青禾亲自看的秤。她把秤砣拨来拨去，最后报了个数：“两百二十六斤。”比刚才多了六斤。她说：“猪刚拉了屎尿，去了分量，我给你补回来。”旁边看秤的老汉嘟囔了一句什么，她回头说：“赵师傅，特级的规矩您比我清楚。”
老汉便不吭声了。
第二头猪两百三十四斤。两头加起来四百六十斤，按特级价算，比统货价多出一百零几块。陆青禾在蓝皮册子上写了一行数字，撕下一张复写纸递给我：“初八来结账，带上这张单子。”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上面印着油墨的蓝字，纸面还带着复写时的凹痕。我把它折好，放进棉袄里面的口袋，贴着胸口放着。
临走时，陆青禾叫住我，从账房里提出一个布袋子，说：“这是猪下水，你拿回去。”按规矩，卖猪的可以拿回一副猪下水。我刚才没提，是心里还堵着气，忘了。她倒替我记着。
我接过布袋，说了声谢谢。她摆摆手，转身进了屠宰间，围裙带子在身后甩了一下。
我拉着空板车往回走，雪已经停了，路面上铺了薄薄一层白。走到镇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屠宰场的烟囱冒着淡灰色的烟，在铅灰色的天空里慢慢散开。我把手伸进棉袄里摸了摸那张单子，纸片被我的体温捂得温热。
到家时天快黑了。母亲站在门口张望，见了我，先看板车——空的，再看我的脸。我说：“卖了，特级价。”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秋天被风吹皱的水面。
晚上母亲把猪下水洗了又洗，切了一半炖萝卜，留了一半用盐腌上，说过年吃。吃饭的时候，砚宁问：“哥，屠宰场的人没压你价吧？”我说没有。她又问：“那管事的姓什么？”我说：“不姓什么，是个年轻姑娘。”砚宁就抿着嘴笑，母亲也笑。我埋头扒饭，耳朵根有些发热。
过了几天，腊月廿八，我去镇上买年货，路过屠宰场门口，看见陆青禾正蹲在院子里用热水烫猪毛。大铁锅冒着白气，她拿个铁刮子一下一下地刮着猪皮，动作利落。她没看见我，我也没打招呼，就从门口走过去了。
正月初八，我揣着那张单子去结账。账房里坐着个中年男人，姓周，是屠宰场的会计。他接过我的单子看了看，从抽屉里数出一沓票子，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我数了两遍，数目对。
正要走，周会计叫住我：“小伙子，你那两头猪是青禾收的？”我点点头。他笑了笑，说：“这姑娘心细，经她手的账从来没错过。”
我嗯了一声，走出账房。院子里没见着陆青禾，只听见屠宰间里传来刀砍在案板上的声音，闷闷的，一下一下的。
开春后，我又去镇上买猪崽。路过屠宰场时，看见陆青禾在门口跟一个送货的汉子说话。她手里还是那本蓝皮册子，边角似乎比冬天时更卷了些。我没停留，直接去了集上。挑了两只猪崽，用麻袋装了背回来。母亲问：“还是去年那个价？”我说：“今年猪崽贵了些，不过下半年出栏应该能卖个好价。”母亲就没再问。
日子照旧过着。我种田，母亲喂猪，砚宁念书。夏天双抢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倒在床上就睡，连梦都来不及做。偶尔想起冬天卖猪的事，只觉得像隔了很远，但又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张被体温捂热的复写纸单子，和那双跑掉一只的棉鞋。
到了秋天，砚宁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成绩在全校排前几名。母亲高兴得抹眼泪，说：“你爹要是还在，不知道多欢喜。”我去镇上给砚宁买住校用的东西，路过屠宰场时，正碰上陆青禾从里面出来，手里提着一挂猪肉。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认出我来：“程砚舟？”我点点头。她问：“又来卖猪？”我说没有，给妹妹买些东西。她哦了一声，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肉，说：“这是后腿肉，瘦的多，炒着吃好。”我说好。她又问：“你妹妹考上师范学校了？”我有点意外，说：“你咋知道？”她抿了抿嘴，说：“去年冬天你卖猪的时候，跟旁边人说过，说妹妹念书好，想攒钱供她上师范。”
我想起来了，那天等过磅的时候，确实跟旁边一个卖猪的汉子念叨过几句。没想到她隔着窗户听见了。
她把手里的肉往我面前递了递：“这肉你拿回去，算我贺你妹妹的。”我忙摆手：“那不行，你花钱买的。”她啧了一声：“谁花钱买的？这是场里分的。我家里就我一个，吃不了多少。”她见我不接，就把肉往我板车上一搁，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妹妹争气，你这个当哥的也争气。”
我提着那挂肉站在原地，看着她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走远。秋天的日头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屠宰场的烟囱冒着淡青色的烟，缓缓地往上飘。
那挂肉拿回家，母亲问哪来的。我说是屠宰场一个熟人给的。母亲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只是把肉切了一块炒了青椒，剩下的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吃饭的时候母亲说：“砚宁的学费凑齐了，明年开春的猪崽钱也留出来了。”我说好。她又说：“你也二十三了，该说媳妇了。”我说不急。母亲叹了口气，说：“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会走路了。”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碗里的米饭粒粒分明，是今年新打的晚稻，带着一股清甜。
第三章 后山塘的鱼
九二年开春，我又去镇上买猪崽。这回在集上碰见陆青禾了。她没穿屠宰场那件蓝布罩衫，换了件碎花棉袄，头发还是扎着马尾，手里提着个竹篮，篮子里放着几把菜秧子。她先看见我，抬手招呼了一声。
我走过去，她说：“你来买猪崽？”我说是。她往旁边一个摊子指了指：“那家的崽好，我去年帮人买过，骨架大，肯吃食。”我就去那家挑了四只，果然比别家的壮实些。陆青禾在旁边看着，说：“你娘喂猪舍得下本，猪食煮得熟，猪才长得好。”我说：“你咋知道我娘煮猪食？”她脸微微一红，说：“去年冬天你说的，忘了？”
我想了想，好像确实说过。我这个人平时话不多，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在等过磅的时候跟人念叨了不少家里的事。大概是因为心里憋着股气，想找人说道说道。
买完猪崽，陆青禾说要去后山塘洗菜秧子，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一段。后山塘在镇子北边，跟我回程的路正好顺道。我就推着板车跟她并排走。板车上放着麻袋，麻袋里四只猪崽哼哼唧唧的。
走到后山塘边上，陆青禾蹲下来，把菜秧子一把一把地浸到水里，轻轻搓着根上的泥。塘水清亮亮的，能看见底下游来游去的小鱼。我在旁边站着，看她搓完一把就码在篮子里，动作熟练得很。
她忽然说：“你那天扭头就走，我其实挺生气的。”我没想到她提这个，一时不知道怎么接。她又说：“我在屠宰场干了三年，头一回追人追到大街上，鞋都跑掉了。回去让赵师傅笑话了好几天。”
我说：“那天是我性子急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也不怪你。统货价和特级价差那么多，换了我我也急。”她把最后一把菜秧子码好，在水里洗了洗手，站起来说：“不过你这个人，有点倔。”
我说：“家里穷，不倔点不行。”
她没再说什么，提着篮子跟我一起往镇外走。走到岔路口，她往东，我往北。她站定了，说：“程砚舟，你妹妹念书要是有难处，跟我说一声。我有个表哥在县中教书，兴许能帮着问问。”我说好。她转身走了，碎花棉袄的背影在早春的田野间越来越小，最后融进远处村落的炊烟里。
那四只猪崽养到夏天，死了两只。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就躺倒在圈里，喘着粗气，母亲急得团团转，去镇上买了药来灌，还是没救回来。剩下两只，母亲喂得更经心了，每天多煮一锅红薯，还去镇上买豆渣掺着喂。
夏天双抢过后，我去后山塘捞鱼。后山塘是村里的集体塘，每年夏天放水捞鱼，按人头分。我捞了三条草鱼，用柳条穿了鳃提着往家走。路过镇口时，远远看见陆青禾站在屠宰场门口，正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话。我没打算打招呼，低头想走过去，她却看见了我，扬手喊了一声。
我走过去，她看了看我手里的鱼，说：“后山塘分的？”我说是。她说：“这鱼好，塘里水活，鱼肉紧。”骑自行车的人走了，她转过身来，忽然说：“我听说你家的猪崽死了两只？”
消息传得这么快。我点点头，说：“夏天热，猪圈通风不好。”
她想了想，说：“我认识镇东头兽医站的老胡，他配的猪药管用。回头我给你问问。”我说不用麻烦。她说：“不麻烦，老胡是我表舅。猪崽贵，死一只就折不少钱，能防就防着点。”
过了两天，我去镇上买化肥，路过兽医站时，果然看见陆青禾站在门口跟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说话。她看见我，招了招手。老胡递给我一小包药粉，说拌在猪食里喂，预防中暑的。我接过药，要付钱，老胡摆摆手：“青禾说了，自家亲戚，不要钱。”
自家亲戚。我在心里咂摸这四个字，觉得有些分量，又觉得有些好笑。我跟陆青禾算什么亲戚？八竿子打不着。
但这话我没说出来。我把药揣好，对老胡说了声谢，又看了陆青禾一眼。她正低头翻那本蓝皮册子，好像刚才那句话再平常不过。
第四章 秋夜的豆腐汤
九二年秋天，砚宁从县里回来，说学校要办补习班，寒假不回家了。母亲听了，嘴上说好，转身却坐在灶前发呆。我看出她心里不好受——砚宁长这么大，头一回不在家过年。
那段时间母亲咳嗽得厉害，我去镇上抓了几副中药，吃着见好，但总断不了根。我琢磨着冬天给她买件厚棉袄，再买双棉鞋，她那双手每年冬天都生冻疮。
秋收过后，我把田里的稻草挑回来，垛在屋后。母亲说：“今年猪养得不多，稻草用不完，给隔壁赵叔送两捆去，他家牛棚漏雨。”我就挑了两捆好的送过去。赵婶塞给我一包红糖，说是她娘家捎来的。农村就是这样，你来我往，东西不值什么，心意到了就行。
有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路过镇口时天已经暗了。屠宰场的灯亮着，烟囱里冒着淡白的烟。我本来走过去了，又鬼使神差地折回来，在门口站了站。院子里没人，账房的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我正想走，门推开了，陆青禾端着一搪瓷盆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站这儿干啥？”她问。
我说：“路过。”
她看了看我满脚的泥，又看了看我空着的手，说：“进来坐坐？”我犹豫了一下，跟她进了账房。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口小锅，咕嘟咕嘟炖着什么，闻着有股豆腐的清香。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自己坐在炉子对面。我看了看这间账房，陈设很简单，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去年和今年的日历。桌上摊着那本蓝皮册子，旁边放着一支钢笔和一个铁皮文具盒。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册子，说：“今年的账，快结完了。”我说：“你管了这么多账，累不累？”她笑了笑：“累倒不怕，就是有时候对不上数，急得睡不着。”她顿了顿，又说：“上个月有一笔账差了五块钱，我翻来覆去算了好几遍，最后发现是赵师傅记错了斤两。五块钱是不多，可要是找不回来，我就得自己补上。倒贴钱是小事，主要是心里搁不住事。”
我说：“你这个人，太认真。”
她看了我一眼：“不认真咋办？屠宰场就我一个记账的，周会计眼睛不好，看久了就流眼泪。我不认真，出了错，人家不会说是周会计的错，只会说陆青禾不行。”
她说这话时，炉子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她追出来时冻红的脸，和那双跑掉一只的棉鞋。
锅里的豆腐汤翻了个泡，她起身把锅端下来，拿两个粗瓷碗盛了。一碗递给我，一碗自己端着。汤里只有豆腐和几片白菜，撒了点盐，滴了两滴酱油，却格外鲜。我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心里却暖融融的。
她说：“我平时就煮这个，省事。肉吃多了腻，豆腐清淡。”
我说：“挺好喝的。”
她抿着嘴笑了一下，低头喝汤。马尾辫垂在胸前，发梢蹭着碗沿。炉子里的煤核发出细微的噼啪声。窗外传来远处谁家的狗叫声，一声长一声短的，渐渐远了。
喝完汤，我起身要走。她送我到门口，外面的风已经凉了，吹得她缩了缩脖子。我走了几步，回头说：“陆青禾。”
她嗯了一声。
我说：“你那个表哥，在县中教书的，砚宁说想找他问问功课的事。”
她眼睛亮了一下，说：“成，我回头给他写信。”
我点点头，转身往家走。秋夜的天很高，星星一颗一颗地亮着，像谁在深蓝色的布上撒了把碎米。板车不在了，我空着手走在土路上，脚下的泥土又软又凉。走出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屠宰场门口的灯还亮着，那个围着灰围裙的身影还站在门口，直到我拐过村口的土坡，看不见了。
第五章 腊月的账本
九三年腊月，我又去卖猪。这回养了四头，母亲喂猪更经心了，猪圈里垫了干土，定期用石灰水刷墙。四头猪都长得壮实，最小的也有两百一十斤。
我拉着板车到屠宰场时，陆青禾正蹲在院子里往炉子里添煤。她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来了？今年养了四头？”我说是。她看了看板车上的猪，说：“都不错，膘好。”她转身进账房拿了册子出来，这回没等赵师傅看秤，自己就过磅了。
四头猪，两头特级，两头一级。她报了价，比去年又高了些。我算了算，够砚宁下学期的学费和家里过年的开销，还能剩些给母亲买件新棉袄。
结完账，她从账房里出来，递给我一个报纸包，说：“这是今年的猪下水，我给你收拾好了。”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她又说：“你等一会儿。”转身回了账房，出来时手里多了个布包，蓝色的，跟那本册子一个颜色。
“这是给你妹妹的。”她把布包递给我，“我表哥说她在县里师范学校成绩不错，明年有希望考大学。这本复习资料他那里多了一本，让我捎给你。”
我接过布包，里面是一本厚厚的书，封面印着“高中语文复习指导”几个字。我说：“这得多少钱？”她摆摆手：“不要钱，表哥说送给你妹妹的。”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有些话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去年腊月她追出来喊我，也是在这院子里，也是这个位置。那时候她手里攥着蓝皮册子，脸冻得通红。今年她没追出来，她就站在我面前，围裙上还是沾着油渍，马尾辫还是扎得利利落落。
我说：“陆青禾，你帮了我家不少忙。”
她低下头，用脚尖拨了拨地上的煤渣，说：“也不算帮忙。你妹妹争气，我表哥爱才，碰上了就搭把手。”
我说：“那也得谢谢你。”
她抬起头，眼睛亮亮的，说：“你要真想谢，明年还来卖猪就行。”
我笑了一下，说：“肯定来。”
她抿着嘴也笑了，转身往账房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没回头，说：“程砚舟，你娘咳嗽好些了没？”
我说：“好多了，今年冬天没那么厉害。”
她说：“那就好。你回去路上慢点，雪天路滑。”
我拉着空板车往回走。天没下雪，但阴冷冷的，冻得人耳朵疼。我把那包猪下水放在板车上，把蓝布包揣在怀里，贴着胸口。走到镇口老槐树底下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屠宰场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稳稳当当地飘向天空。
到家时，母亲在灶上蒸馒头，屋里白茫茫的全是蒸汽。我把猪下水递给她，又把蓝布包给砚宁。砚宁打开一看，高兴得跳起来：“哥！这是县中老师用的复习资料，我们学校图书馆只有两本，抢都抢不到！”母亲问哪来的，我说屠宰场那个管账的姑娘给的。母亲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继续揉馒头。
晚上吃馒头的时候，母亲忽然说：“那个管账的姑娘，叫啥名字？”
我说：“陆青禾。”
母亲说：“陆青禾。这名字好，一听就是过日子的人。”
我埋头啃馒头，没接话。砚宁在旁边抿着嘴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第六章 裁缝铺的红棉布
九四年春天，砚宁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县里的小学教书。通知书送到家那天，母亲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虽然她只念过三年书，认得的字不多，但“分配通知”几个字她看懂了。她坐在门槛上，一边笑一边抹眼泪，说：“你爹要是还在……”
我蹲在她旁边，说：“爹看着呢。”
砚宁上班要置办些东西，被褥、脸盆、暖水瓶、换洗衣裳，样样都要钱。我把去年卖猪的钱取出来，又卖了一担谷子，凑了凑，还差些。母亲说：“要不把栏里那头小猪卖了？”我说：“那猪还小，卖了可惜。我再想办法。”
第二天我去镇上找活干。在建筑队搬了两天砖，挣了二十块钱。第三天路过屠宰场，陆青禾叫住我，问：“你最近在忙啥？看着瘦了。”
我说砚宁毕业了，分配到县里小学，要置办些东西。她哦了一声，低头翻了翻册子，忽然说：“你等一下。”转身进了账房，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预支的猪款。”她说，“你今年那几头猪，我先按去年的价给你算，钱你拿着，年底卖了猪再扣回来。”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一沓票子，数了数，正好够砚宁置办东西。我说：“这不合规矩吧？”
她说：“有什么不合规矩的。你年年在我这儿卖猪，我信得过你。再说，账是我管，我说合规矩就合规矩。”
我把信封揣好，说：“陆青禾，这钱我年底一定还上。”
她看了我一眼，说：“谁说要你还了？我是预支猪款，又不是借给你。你年底把猪拉来就行。”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摆摆手：“行了行了，你赶紧去给妹妹买东西吧。县城的车一天就两趟，别误了。”
我转身要走，她又叫住我：“程砚舟。”
我回头。
她说：“你妹妹念出来，就是咱镇上第一个女老师了。你娘熬出头了。”
她说“咱镇上”三个字的时候，语气自然得像是说自家的事。我心里动了一下，说：“你也有功劳。”
她摆摆手，转身进了屠宰间。围裙带子在身后甩着，像两只翻飞的燕子。
砚宁走的那天，母亲把她的行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从柜子里翻出一块红棉布，塞进砚宁的包袱里。那是母亲攒了好久的布票买的，一直舍不得用。母亲说：“到县城冷了，扯件棉袄穿。”砚宁抱着母亲哭了一场，又抱着我哭了一场，才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车开走后，母亲站在路边望了很久。我陪她站着，直到车扬起的灰尘都落定了，才一起往回走。路过镇上时，陆青禾站在屠宰场门口，远远地朝我们点了点头。母亲也朝她点了点头。
那是母亲头一回见陆青禾。两人隔着半条街，一个站在屠宰场门口，一个站在土路边上，谁也没走过去说话。但母亲回家后说：“那姑娘看着面善。”
我说：“嗯。”
母亲说：“改天请人家来家里吃顿饭。人家帮了砚宁那么大的忙。”
我说：“好。”
第七章 一顿家常饭
请陆青禾来家里吃饭，是那年秋天的事。
我提前跟她说了，她愣了一下，说：“去你家？你娘知道吗？”我说：“就是娘让我请的。”她低头想了想，说：“那我带点啥去？空手上门不像话。”我说不用带。她说：“那不行。”
到了那天，她提着一兜子苹果和一包桃酥来了。母亲迎到门口，接过东西，嘴上说着“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脸上却笑盈盈的。陆青禾进了院子，东看看西看看，看见猪圈里那几头猪，说：“养得好，圈也干净。”母亲听了很高兴，说：“都是砚舟收拾的，他勤快。”
我在灶上烧火，母亲炒菜。陆青禾要帮忙，母亲不让，让她坐着。她就坐在灶前的矮凳上，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问我今年稻子收成怎么样，我问她屠宰场忙不忙。说到账本的事，她叹了口气，说今年的账格外多，周会计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母亲炒了四个菜，一个青椒炒肉，一个红烧豆腐，一个炒青菜，还有一个鸡蛋汤。都是家常菜，但陆青禾吃得很香，连吃了两碗米饭。母亲看着她吃，脸上一直带着笑。
吃完饭，陆青禾帮着收拾碗筷。母亲说不用，她非要帮。两个人在灶间忙活，我听见母亲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就一个老娘，住在镇东头，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母亲说那你要多回去看看。她嗯了一声。
收拾完了，陆青禾要回去。母亲让我送送。我送她到村口，月亮很大，照得土路白花花的。她走在我前面半步，马尾辫在月光下晃来晃去。
我说：“我娘挺喜欢你的。”
她脚步顿了一下，说：“你娘人好。”
我说：“她问你家里还有啥人，是想多了解你。”
她没接话，走了一段才说：“程砚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老绕弯子。”
我说：“那我不绕了。我娘想让我问，你愿意不愿意。”
她站住了，转过身来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眼睛亮亮的，嘴唇抿着，看不出是笑还是恼。她说：“愿意什么？”
我说：“你说呢。”
她看了我半天，忽然噗嗤笑了，说：“程砚舟，你这个人真是……连问个话都这么笨。”
我说：“那你到底愿不愿意。”
她低下头，用脚尖踢了踢路边的土疙瘩，说：“你连个媒人都没有，就这么干问？”
我说：“那我去找媒人。”
她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赶紧回去，你娘该等急了。”然后快步走了，碎花布衫的背影在月光下越来越小。
我站在村口，看着她走远，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母亲坐在堂屋里纳鞋底，见我进来，问：“送走了？”我说嗯。母亲问：“人家姑娘咋说？”我说：“她让我找媒人。”母亲就笑了，说：“那明天我去镇上找王媒婆。”
第八章 腊月廿六
九五年腊月廿六，我和陆青禾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本家和几个近邻。陆青禾穿了件红棉袄，是我母亲扯布给她做的，头发盘了起来，插了一朵绢花。她娘家那边来了她老娘和几个亲戚，我这边是母亲、砚宁和赵叔一家。
砚宁从县里赶回来，帮着忙前忙后。她跟陆青禾已经很熟了，两个人躲在屋里说了好一阵悄悄话。出来的时候，砚宁眼睛红红的，陆青禾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拜堂的时候，母亲坐在上首，穿着新做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和陆青禾给她磕头，她笑着笑着就哭了，拿袖子擦了擦眼睛，说：“好好过日子。”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院子里只剩下满地的瓜子皮和糖纸。母亲和砚宁收拾碗筷，我和陆青禾站在院子里。腊月的天很冷，呼出的气都是一团白雾。她把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看着满天的星星。
我说：“冷不冷？”
她说：“冷。”
我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她披上，她说：“你自己不冷？”我说我不怕冷。她看了我一眼，把棉袄裹紧了，说：“程砚舟，你说咱俩这日子，会过成啥样？”
我说：“就跟今天似的，有肉吃，有酒喝，一家人在一起。”
她笑了笑，说：“就这么简单？”
我说：“就这么简单。”
她没再说什么，靠过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有股淡淡的皂角味。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哪家的孩子还在放。月亮挂在天上，又大又圆，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
母亲从屋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砚宁在屋里喊：“哥，嫂子，进来喝口热水！”陆青禾应了一声，把棉袄还给我，往屋里走。我跟在她后面，踩着满地红彤彤的鞭炮纸，心里踏实得像脚下的土地。
那年腊月，我没去卖猪。猪圈里留了三头，准备开春再出栏。陆青禾说，屠宰场的活她先不辞，等开春再说。母亲说也好，家里多个人挣钱，日子宽裕些。
腊月廿九，陆青禾回镇上看她老娘。我陪她一起去，提着半扇猪肉和一兜子年货。她老娘住在镇东头一条小巷子里，两间瓦房，门口种着棵石榴树。老太太腿脚确实不太好，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精神不错，见了我就笑，说：“青禾跟我说了，你是个实在人。”
我说：“大娘，以后我常来看您。”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青禾从小就要强，她爹走得早，我身体不好，她十几岁就出来做事。你多担待她。”
我说：“是我多亏了她。”
陆青禾在旁边听见了，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互相客气了。妈，中午吃啥？”
老太太说：“包饺子，白菜猪肉的。”
那天中午，我们仨坐在那间小瓦房里包饺子。老太太擀皮，陆青禾包，我烧水。炉子上的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窗外飘着细雪，屋里暖融融的。老太太忽然说：“今年这个年，热闹。”
陆青禾包饺子的手停了停，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包。我看见她眼角亮亮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第九章 春耕和春雨
九六年开春，我和陆青禾商量着把猪圈扩建一下。原来的圈只能养四五头，要是扩一扩，能养七八头。母亲年纪大了，喂猪的活计要减一减，但她又闲不住，我们就想着让她少喂几头，但养得精细些，卖价高些。
陆青禾从屠宰场带回来些门道，说镇上的馆子喜欢收土猪肉，要是能养到两百五六十斤，膘厚肉香，可以不走屠宰场，直接卖给馆子。我觉得这路子行，就去找镇上的几家饭馆问了问，果然有两家愿意收。
开春后，我一边种田一边扩建猪圈。陆青禾白天在屠宰场上班，傍晚回来就帮我搬石头、和泥。她干活利索，搬起石头来不比男人慢。母亲在旁边看着，嘴里说“青禾你歇着”，脸上却笑呵呵的。
猪圈扩到能养八头。我抓了六只猪崽，母亲说留两头给年底卖，其余四头养到夏天出栏，赶个早市。那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舒坦。每天早上起来，看见猪圈里那几只猪崽抢食吃，听见陆青禾在灶上煮猪食的动静，就觉得日子有奔头。
春雨来得也及时。三月底下了两场透雨，田里的秧苗绿油油的。我站在田埂上，看着满田的水光，心里想着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陆青禾从镇上回来，路过田头，喊我回家吃饭。我走过去，她递给我一把伞，说：“又下雨了，你也不知道躲。”
我说：“这点雨不算啥。”
她说：“不算啥也得吃饭。”
我们俩打着一把伞往回走，雨点打在伞面上，啪啪的。她忽然说：“程砚舟，你说咱以后要是挣了钱，先干啥？”
我想了想，说：“先把房子修一修，瓦有些漏了。”
她说：“还有呢？”
我说：“给你买台缝纫机，你不是说想学裁缝吗？”
她愣了一下，说：“我就随口一说，你还记着。”
我说：“你说的我都记着。”
她没吭声，伞往我这边偏了偏。雨顺着伞沿滴下来，落在她肩膀上，湿了一小片。我把伞往她那边推了推，她又推回来。两个人就这么推来推去，走到家门口时，两个人的肩膀都湿了。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俩，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进屋端姜汤去了。
第十章 蓝皮册子的新页
九七年夏天，砚宁从县里回来，带着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件的确良衬衫，给我买了双解放鞋，给陆青禾买了条丝巾。母亲试了试衬衫，说：“太洋气了，穿不出去。”砚宁说：“妈，你在家穿穿也好。”母亲就笑着收下了。
砚宁在家住了几天，跟陆青禾格外亲近。两个人常常坐在院子里说话，说到很晚。有天晚上我起来喝水，听见她们在屋里笑，不知道说什么这么高兴。第二天我问陆青禾，她抿着嘴笑，说：“你妹妹问我，当初为啥追你。”
我说：“你咋说的？”
她说：“我说你那天扭头就走，倔得像头驴，我就想看看你这头驴到底能倔到啥时候。”
我被她气笑了，说：“那你追了好几年，看明白了？”
她说：“看明白了。你这头驴，倔是倔，但认路。认准了道，就一直走，不回头。”
我说：“那你呢？你认准了啥道？”
她看了我一眼，说：“我认准了你这个赶驴的。”
我伸手要去拍她，她笑着躲开了，跑到灶间去端饭。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我们俩闹，假装没看见，坐在门槛上择菜，嘴角却弯弯的。
那年秋天，陆青禾从屠宰场辞了工。她说场里新来了个年轻人，会用电脑记账，周会计也退了，她再待下去没多大意思。我说那就回来吧，家里也忙得过来。她就回来跟我一起养猪、种田，闲时去镇上接些零活，帮人写写信、算算账。
那本蓝皮册子，她带回了家，放在堂屋的抽屉里。有时候晚上没事，她会拿出来翻翻，看看这几年经手的账目。有一回我凑过去看，她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九一年腊月，你卖了两头猪，特级价，四百六十斤，一百零三块五。”我看了看，那行字是她的笔迹，工工整整的，墨水有些褪色，但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
我说：“你还留着这个。”
她说：“留着。这是咱家的第一笔账。”
我说：“那以后的日子，咱慢慢记。”
她合上册子，说：“慢慢记。”
第十一章 年复一年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九八年，我们添了个儿子，取名程禾。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说：“程禾，程禾，好名字，你娘叫青禾，你叫禾，一茬接一茬，日子旺。”陆青禾听了直笑，说：“妈，您这解释倒新鲜。”
程禾满月那天，陆青禾的老娘也来了，拄着根竹拐杖，从镇东头一瘸一拐地走到程家洼。老太太抱着外孙，嘴里念叨着“好孩子，好孩子”，眼睛眯成一条缝。母亲在旁边说：“亲家母，你腿脚不好，以后别跑了，我们带禾禾去看你。”老太太说：“那不一样，满月酒我得来。”
砚宁也回来了，给程禾买了一堆小衣裳。她抱着孩子，说：“嫂子，禾禾长得像我哥。”陆青禾说：“眉毛像，别的都像我。”砚宁就笑，说：“像谁都行，别像他那个倔脾气就行。”
我在灶上煮红鸡蛋，听见她们在屋里说笑，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母亲进来帮忙，说：“你媳妇性子好，跟你互补。”我说：“是我配不上她。”母亲拍了我一下：“说什么配不配的，过日子又不是秤东西。她愿意跟你，就是你的福气。”
我说：“我知道。”
那年冬天，我又去镇上卖猪。这回拉了四头，路过屠宰场门口时，院子里已经变了样。原来的铁架子磅秤换成了电子的，账房的窗户也换成了铝合金的。新来的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记账，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我在门口站了站，陆青禾以前站过的那个位置，现在摆着一盆绿植，叶子绿油油的。
赵师傅还在，看见我，笑着招呼：“砚舟，又来卖猪？青禾咋没来？”我说她在家里看孩子。赵师傅说：“青禾那姑娘，当年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记账员。她走了以后，账目乱了好一阵。”我说：“她现在在家也记账，家里的账，记得清楚着呢。”
赵师傅哈哈笑了，说：“那是，那是。”
卖了猪，拿了钱，我去镇东头看陆青禾的老娘。老太太坐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晒太阳，见我来，颤巍巍地站起来。我扶她坐下，把一兜子苹果放在她腿上。她说：“禾禾咋样？”我说好着呢，会笑了。老太太说：“青禾小时候也爱笑，后来她爹走了，就不咋笑了。跟了你以后，又爱笑了。”
我说：“我好好待她。”
老太太拍拍我的手，说：“知道，知道。”
回家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村口，远远看见陆青禾抱着程禾站在门口。程禾在她怀里挥舞着小手，陆青禾低头跟他说话，声音软软的，像春天的风。我走近了，她抬起头，说：“回来了？”我说嗯。她把程禾递给我，说：“你抱一会儿，我去热饭。”
我接过儿子，他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忽然咧开没牙的嘴笑了一下。我把他举起来，他咯咯地笑出了声。陆青禾在灶间听见了，探出头来说：“别举太高，吓着他。”我说没事。她又缩回头去了。
我抱着儿子站在院子里，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慢慢暗下去。猪圈里的猪哼哼唧唧地等着吃食，母亲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盆煮好的红薯，说：“我来喂，你抱孩子。”我说我去喂。母亲说：“你喂不明白，我来。”她把盆端过去，猪圈里顿时热闹起来。
我抱着程禾站在屋檐下，看着母亲佝偻着腰往槽里倒猪食，看着灶间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听见陆青禾在灶上翻炒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日子的底色。
第十二章 老槐树底下
二零零五年，母亲走了。
她走得很安详，前一天晚上还跟程禾说了会儿话，第二天早上没起来。大夫说是年纪到了，睡着走的，没受罪。
那几天陆青禾忙前忙后，张罗后事，招待亲戚，照顾程禾。砚宁从县里赶回来，哭得站不住。我扶着棺材，心里空落落的，但没哭。母亲这辈子不容易，但她走的时候，家里日子已经好起来了，孙子也大了，她没什么放不下的。
送走母亲后，有天傍晚，我和陆青禾坐在院子里。程禾在屋里写作业，时不时喊一声“妈，这个字怎么写”。陆青禾应一声，又转过来看着我。
她说：“你这些天，心里不好受吧。”
我说：“还好。娘走得安详，是福气。”
她说：“娘生前跟我说过，说她这辈子知足了。儿子孝顺，媳妇贴心，孙女有出息，孙子也聪明。她说她到了那边，能跟你爹交代了。”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种过田、喂过猪、搬过砖，手掌上全是厚茧。母亲以前总说我的手像父亲的手，粗糙，但实在。
陆青禾把手伸过来，覆在我的手上。她的手也不细嫩，这些年跟我一起干活，指节也有些粗了。但她的手暖和，像冬天的炉火。
她说：“程砚舟，往后咱俩好好过。”
我说：“嗯。”
她说：“等禾禾大了，咱也像娘那样，看着他念书、工作、成家。”
我说：“嗯。”
她说：“你别光嗯。”
我抬起头看她，她眼睛里映着天边最后一抹红霞，亮亮的。我说：“好。”
她笑了。
母亲走后，我把猪圈收了收，不养那么多了。留两头，够自家吃就行。田还种着，但少种了一亩，够吃就好。程禾在镇上念初中，成绩不错，跟他姑姑当年一样。砚宁在县里成了家，逢年过节回来看看。
陆青禾在镇上开了个小裁缝铺，帮人改改衣裳、缝缝补补。她手巧，活做得细，镇上的人都愿意找她。那本蓝皮册子还在，放在裁缝铺的抽屉里，有时候她也拿来记记裁缝铺的账，字迹还是那么工整。
有天我去镇上接她回家，路过屠宰场门口。屠宰场已经翻修过了，原来的瓦房变成了水泥平房，烟囱也高了。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的，树荫底下停着几辆摩托车。
陆青禾从裁缝铺出来，手里提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给人改好的衣裳。她看见我，说：“今天怎么来了？”我说路过。她笑了一下，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会说路过。”
我接过她手里的布袋，两个人并排往家走。走到老槐树底下时，她忽然站住了，抬头看了看那棵树。
我问她看什么。
她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你拉着板车从我那儿走，我追出来，鞋都跑掉了。”
我说：“记得。”
她说：“那时候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后来才知道，你就是认死理。认准的事，认准的人，就不撒手。”
我说：“你不也是。”
她笑了笑，说：“是，我也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落在柏油路上，一前一后，挨得很近。路边的田里，晚稻刚刚抽穗，绿油油的一片，在风里轻轻摇晃。远处有炊烟升起来，是程禾在家做饭等我们回去。
走到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镇子的方向。老槐树的树冠在暮色里变成一个黑黝黝的圆，屠宰场的烟囱不冒烟了，静静地立着。镇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散落在田野里的星星。
陆青禾说：“看啥呢？”
我说：“没看啥。回家吧。”
她说：“回家。”
我们走进村口，身影融进暮色里。家里的灯亮着，程禾站在门口张望，看见我们，喊了一声：“爸，妈，饭好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斗。陆青禾端了杯茶出来，放在我手边。她说：“想娘了？”我说嗯。她坐在我旁边，没再说话。院子里只有蛐蛐的叫声，一声长一声短的。
我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她没念过多少书，但说出来的话都在理上。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陆青禾在旁边打了个哈欠，说：“睡吧，明天还要去铺子里。”
我说：“你先去，我再坐会儿。”
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进屋去了。她的脚步声在堂屋里响了几下，然后灭了灯。屋子暗下来，只有灶间的窗户还透着一线光。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那些星星一颗一颗的，亮得稳稳当当，像乡下的日子，一茬接一茬，不急不慢地往前走着。
日子里的那些账，不用本子记，也在心里。每一笔都清楚，每一笔都结实，每一笔都带着人的温度。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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