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伟跨进家门那天晚上，我婆婆包的猪肉白菜饺子，热气把客厅窗户糊成一片白。我六岁的女儿踮着脚去够他手里的提包，问里面有没有给她带吃的。
他笑着把女儿抱起来，说爸爸以后再也不用住在看守所了。我当时也信了，觉得取保回家就是人已经没事，最难的一截已经熬过去。
等他洗完澡换下那身衣服，婆婆把碗筷往他面前推，我才一个人去了厨房。那张取保候审决定书被他塞在衣服口袋里，已经被汗湿得发软，我展开一看，上面不只是放人，还写着他曾被报请收押审批，检察院没有同意，办案单位变更了强制措施。
旁边引着刑事诉讼法第91条。我盯着“未同意收押申请”几个字，心里忽然发紧：既然走了收押申报流程，说明办案单位当时认为他该关，人回来了，只是暂时不关。
我躲在厨房给区法律援助中心打电话。值班律师没有把事情说死，只说第67条和第91条背后的程序不一样，人取保出来不等于侦查停止，后面证据补到什么程度，案子就可能走到哪一步。
我拿着电话，听见客厅里婆婆劝他多吃几个饺子，女儿在笑。我编辑了一半要发到家族群里的“人出来了，谢谢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删掉。
当晚我没有声张，只在他回屋时问了一句，办案人员到底还让他配合做什么。他说人都回来了，让我别自己吓唬自己。我还没把律师的话问完，手机震了。
孙姐发来语音，语气很硬：“陈大伟，我的九万二不是小数目，三天内把钱退回来，不然我把能证明你早就知道没货的聊天记录交到办案单位去。”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去店里，孙姐已经带着两个同样交过预付款的客户堵在建材市场门口。我赶过去时，婆婆正挡在卷帘门外，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陈大伟站在货架边上，反复说赵海把钱挪走，他也是受害者。孙姐打开手机外放，里面是他出事前的声音：“再等几天一定有货，厂家已经排产了，姐你信我。”声音不大，但在空了大半的仓库里特别清楚。
孙姐说，这几句话是陈大伟明知赵海已经补不上窟窿以后说的。陈大伟争辩，说那时他判断赵海还能周转，自己只是替合伙人安抚客户。
我没有帮他吵架，先把婆婆拉到收银台后面，又让她把降压药吃了。然后我让孙姐把语音原件和交款凭证给我看。我说：“由我们店里实际收的钱，我会核清楚。现在店里拿不出一笔全款，但我不会跑，也不说假话。”孙姐没有立刻消气，但她看我没躲，只丢下一句：“我看你怎么办。”
她们走后，陈大伟把我拉到后仓库，压低嗓子说，以后统一口径，就说他直到被带走调查都从来不知道赵海动过货款，账也不归他管。
我看着他，像看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问他：“你让我统一什么？真有聊天记录，真有你拖着的证据，我统一得了吗？”他还不松口，说对方不一定全交。我那天第一次没有答应。
为了找订单和进货底单，当天晚上我们把旧纸箱一箱一箱搬出来。东西翻到后半夜，货单没找到几份，倒找出一部旧手机，充上电还能开。
相册里没内容，语音备忘录里存着两段录音。我点开第一段，赵海在电话里说，他把几笔货款填到了上一个工程的窟窿里，求陈大伟再等一个月，别报案。
第二段是陈大伟的声音，骂赵海再敢接新订单就自己去跟客户说，还说要把账交给家里。两份录音中间有日期，比陈大伟后来向办案人员承认知道异常的时间早了十九天。
陈大伟想从后一段开始截取，说把前面那段删掉，只提交能证明他阻止赵海接单的部分。我问他：“原始记录你也要动？”他说这都是为了自保，不然人家会认定他早就知道。
我站在那个堆满旧单子的房间里，眼泪一直掉，但不是害怕他出事，而是明白他还是想把全家拖进他一个人编好的说法里。我告诉他：“要么连原始手机一起交给律师，要么我现在就带女儿走。”
他坐在纸箱上，过了很久才说，他当初也想过报警，但怕一报警店就立刻倒了，客户全挤上门，他赌赵海能补钱，结果越拖窟窿越大。
我听完问他：“那你知道资金异常之后，为什么还收孙姐的单？这笔钱你拿去自己用了没有？”他摇头，说多收的那几笔都提前给了供货商或者退了别的急单。我要他逐笔说，说不清的就写下来。
第二天我约了法援中心的蒋律师。律师听完以后，先问原始手机在不在，让我们不要删改、不要截取、不要向任何人统一口径。
他说如果删了，再好听的故事也经不起查。我们当天把手机用封口袋装好，由律师给我们写了说明，和书面材料一起交给办案单位。手机后来随案卷移送，那两段前后都在。
接下来几天，我一边照顾女儿和婆婆，一边给供应商和客户打电话。每一个电话都不好打。有人听清我的意思就挂，有人说你们家的事别再来烦我。
也有的小供应商愿意把送货单拍给我，证明陈大伟确实把收到的一部分钱立刻转给了他。孙姐起初不肯接电话，我就带着钱去找她。
我把店里两套没用过的样品淋浴房折价卖给了同行，加上家里凑的一部分，先给她退了两万五。告诉她刑事案件不一定能退钱，民事上的事我认。
她看了转账记录，没再说要把聊天记录交给办案人员，只说她可以如实讲，陈大伟确实提过给她换一批别的货，也说过要分期退。
另两家各退了一万二，我也没让他们帮陈大伟说好话，只让他们按事实讲。
大约过了两个月，陈大伟接到通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了。那天我正在店里给剩下的样品贴变卖价格。他回来时脸色很差，说赵海在里面把所有责任往他身上推，讲他早在电话里就确认资金周转不动，仍然帮着收钱。
律师后来阅卷后告诉我，赵海确实有这么一份笔录。陈大伟开始怨我，说就是因为我非要交完整录音，办案人员才会抓住前半段。
我没接这个话，把店里收款的几页流水摊在柜台上，让他把每一笔进账都说出来。大部分款项很快转了给供货商，或者退还了客户，但有一笔三万七千元现金，他没有立即给凭证。
那笔钱他一开始说忘了，我看他翻手机，后来终于在旧账本的夹页里找到一张收据，是当时付给郊区一个小型板材供货商的。
补查的时候，办案机关找到那个供货商，对方承认收到三万七千元现金，也提供了送货和后来退货的记录。陈大伟在检察人员面前不再说“完全不知道”，改成承认自己判断错了，拖延了报警时间，但否认和赵海共同占有客户的钱。
律师也把完整录音、供货单、客户陈述一起交了上去。案件退回过一次补充侦查，等待的那段日子，我几乎不敢让女儿把家里的日历翻过去。
上个月，检察机关送达不起诉决定。我坐在店外的塑料凳上，把决定书里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上面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大伟与赵海具有共同非法占有目的，决定对陈大伟不起诉。
随文还附了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保证金也退到了卡里。陈大伟没有表现得多高兴，他坐在我旁边，说了一句“自由了”，我没有接。自由不是他一个人拿回来的，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替他的决定付账。
现在材料店已经停业，货架清空，租房押金退回来一部分。由我家实际收取的预付款，三户合计二十四万三千二百元，孙姐那单九万二，另外两户分别是八万六和六万五千二。
发现录音之后，我用变卖样品和家里凑的钱先给孙姐他们退了两万五、一万二、一万二，合计四万九。收到不起诉决定后，我们在街道调解下签了协议，剩余十九万四千二百元分二十期归还，前十九期每月九千七，最后一期九千九，第一笔已经按协议付了。
陈大伟新找到一份仓库夜班工作，工资进家庭公共账户，我每月定时划款。
我没有急着离婚。女儿还问他爸爸晚上去不去接她，我不想让她在刚过去的冬天再失去一个家。但我对他说得清楚，婚姻可以继续，信任不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店里原来的账，我每季度对一次；家里所有大额支出，必须两个人商量。陈大伟接受这些条件，也开始每个月陪我去银行打回单。
昨晚我们第一次一起核对退款清单，他在最后一页签了名，说以后不再让我替他回答上半句。我没有说“都会好起来”。我只是把清单放进抽屉，告诉他下一期还款是下月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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