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正月初五，上海洋泾浜附近，董同庆和妻子二阿姐迎来了女儿毛媛。
那一声啼哭，并没有引来多少喜气。沿浜而过的货郎望了一眼破旧的棚屋，低声叹道：“又是一个苦命孩子。”这里污水横流，破席、麻袋随处可见，穷人家的孩子能不能活大，常常要看天意。
偏偏这个女婴生得格外漂亮。接生婆抱着她，连声夸赞眉眼清秀。董同庆是拉黄包车的，年近中年才娶了二阿姐，如今第一次有了亲生女儿，欢喜得在屋里抱着孩子转了半夜。
夫妻俩给她取名毛媛，小名阿媛。名字虽好，日子却没有因此宽裕。二阿姐做浆洗和粗活，董同庆每日出车，挣来的钱只够勉强糊口。她曾经守寡，带着前夫留下的女儿从苏州来到上海，尝尽了底层生活的艰辛，脸上的皱纹远比实际年纪多。
毛媛出生后，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贫困却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喘息的空隙。没有足够的奶水，也没有治病的钱，弟弟妹妹相继夭折。
有一次，年幼的毛媛抱着病中的弟弟到屋檐下哄。孩子突然停止哭泣，脸色青白，四肢也不再动弹。她惊慌失措地喊母亲，二阿姐赶来后，急忙摔碗、念佛，试图用民间办法驱走所谓的邪祟。
可孩子终究没有醒来。
这件事给毛媛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把弟弟抱到屋檐下，才让他遭了不测。一个孩子过早接触死亡，往往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先学会沉默。
毛媛长大一些后，因相貌出众，被邻里称作“小西施”。但她并非只靠容貌引人注意。她聪明、勤快，扫地、洗碗、买米买油，样样都做。夜里，她还曾帮母亲把马桶提到街边，等着粪车来收。
二阿姐心疼女儿，故意说道：“你刷得不干净，别再做了。”毛媛信以为真，后来便少做了这件事。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读书。
一个月夜，二阿姐对丈夫说：“让阿媛去念书吧，不识字，一辈子都没有出路。”董同庆听后沉默许久。对于一个拉车的人来说，学费不是小数目，可他还是咬牙答应，哪怕借钱，也要让女儿进私塾。
六岁那年，毛媛背着布书包走进刘举人的私塾。她每天早起，床头常放着十文、二十文铜钱，买一只糯米粢饭团，夹根油条，边吃边往学堂走。
刘举人年过六旬，留着长须，穿长袍马褂，教孩子读经背书。他治学严厉，学生背错了便挨手板，唯独对毛媛格外宽容。她记性好，背书快，偶尔调皮，老先生也只是板着脸说：“下次再犯，可要罚你了。”
那几年，是毛媛童年里少有的安稳时光。她相信书本能够解释世上的道理，也相信只要肯读，就能改变命运。这个念头后来支撑了她许多年。
遗憾的是，董同庆为了凑学费，长期冒雨出车，身体逐渐垮掉。病重之后，他从家里的挣钱者变成了需要照料的人。二阿姐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夫妻争吵不断，家里也因借债而越搬越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董家已陷入困顿。二阿姐到五马路一带的堂子做活，一家人也搬进了附近的贫民窟。那里人来人往，靠女儿谋生的念头，开始悄悄进入这个家庭。
毛媛起初并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她只知道母亲突然让她跟先生学唱曲，不许再把全部心思放在读书上。她不愿意，追问原因，二阿姐只好把债务和家里的困境说出来。
“学会唱曲，先去做几年清倌人，等还清债就接你回来。”
董同庆也劝道：“三年很快，过了日子就回家。”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临时的牺牲，却已经把女儿当成了偿还债务的筹码。二阿姐相信对方会守约，董同庆则不愿正视其中的风险。贫困让人变得谨慎，也会让人把危险说得轻一些。
毛媛哭过，也整夜想过。她从《孝经》和《二十四孝》中读到过孝顺父母的道理，最终还是决定答应。她一边学唱，一边继续上学，直到进入堂子的日子越来越近，才彻底离开了私塾。
那个冬天，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闷。父亲低着头，母亲不停做活，没人愿意与她多说一句。毛媛隐约感觉到，命运正在门外等着她，却不知道这一脚迈出去，读书成才的愿望将被推入怎样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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