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五丈原军营，诸葛亮病逝；成都宫城之内，刘禅接到急报。这个二十七岁的蜀汉皇帝，第一次真正独自面对朝局。不到一年，魏延、李邈、刘琰、杨仪先后卷入生死风波。后人便把这些事概括成一句话：诸葛亮刚死，刘禅连杀四臣。
但这句话听着惊人，细看却并不完全准确。
刘禅并没有亲手杀掉四个人，马岱也没有留下“刘禅是在装傻”的可靠记载。魏延死于军中冲突，杨仪则是被贬后自杀。把几起性质不同的案件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说法，却容易遮住真正的政治背景。
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问题立刻变成火药桶。杨仪奉命主持退军，魏延却认为不能就此退兵，主张继续进取。两人互相上表，彼此指责。魏延率部南下，烧毁栈道，阻拦退路，朝廷最终认定他已经威胁军队秩序。
刘禅没有亲自领兵处理，而是接受群臣奏报，命人裁定双方是非。魏延败走汉中，马岱奉命追击，将其斩杀。魏延的三族受到牵连，这才是蜀汉在诸葛亮死后最猛烈的一次权力清洗。它针对的并非普通过失，而是统帅之间的公开对抗。
有意思的是，魏延之死不能简单解释为刘禅突然变得残暴。诸葛亮在世时，魏延与杨仪便长期不和，军中意见冲突早已存在。诸葛亮能够压住局面，是因为他本人拥有足够威望；他一去世，旧矛盾便迅速失控。刘禅所要处理的，实际上是诸葛亮留下的权力真空。
李邈的案件，则更能体现皇帝对政治秩序的敏感。诸葛亮去世后，李邈上疏批评他，认为北伐劳民伤财，言辞相当尖锐。刘禅刚失去最重要的辅政大臣，此时又有人公开否定诸葛亮，朝廷气氛自然骤然紧张。李邈因此下狱并被处死，但这不等于刘禅单纯为了个人感情泄愤，其中也有维护既定国策和朝廷权威的意味。
刘琰之死，原因更为特殊。刘琰是蜀汉旧臣，妻子胡氏因容貌出众，被召入宫中，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家。刘琰心生猜疑，竟对妻子施以杖责。胡氏告发后，案件牵涉皇室声誉。刘禅下令处死刘琰，重点并不在他是否掌握军权，而在于臣下不能因私怨伤害妻室，更不能把猜疑牵扯到皇帝身上。
至于杨仪，称其被刘禅“杀掉”，并不符合史实。诸葛亮生前倚重杨仪，死后却让蒋琬逐渐接替他的地位。杨仪自认功劳不小，心中不平，甚至说出“早知如此，不如当初投魏”一类的怨言。朝廷先将他废为庶人，后来他继续上书发泄不满，最终在被逼问后自杀。
这几件事放在一起，恰好显示出刘禅所处的困境。诸葛亮留下的不是一个平静的朝廷，而是一套高度依赖个人威望维持的政治结构。魏延代表军中强势将领，杨仪代表旧有幕僚，李邈触碰辅政遗产，刘琰则触犯皇室体面。刘禅必须让这些人明白，诸葛亮虽死，朝廷仍有裁决者。
处理完风波后，蜀汉并未陷入权臣独断。蒋琬逐步主持军政，费祎后来承担重要政务，两人分掌内外，既延续了诸葛亮时期的制度安排，也避免新的强人压过皇权。刘禅的做法谈不上高明绝伦，却很少见到仓促失控的痕迹。
马岱是否真的说过那句评价，史料无法证实。若把“装傻”理解成故意少露锋芒，倒能解释刘禅的一部分性格。他不常公开争论，许多事务交给大臣办理，自己看起来温和甚至迟钝。可在关键处，他又会批准处置重臣，接受人事调整，并牢牢保留最终裁决权。
这位亡国之君的形象，后来被“乐不思蜀”牢牢固定。可在蜀汉延续的四十余年里，刘禅并非完全不理政务，也不是每一次决断都由旁人替他完成。诸葛亮死后那段短暂而紧张的时期，恰好暴露出一个事实：刘禅或许没有父亲刘备的雄才，也没有诸葛亮的魄力，但他知道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必须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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