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9日晚，北平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接到李克农送来的情报：国民党保密系统已经获悉“七一”庆祝活动安排，毛人凤可能派人潜入北平，伺机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手。
这场活动定于1949年7月1日在北平举行，参加者包括党内人士、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所谓“中共五大书记”，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庆祝会地点人员密集，代表众多，安全防范不能只靠临时警戒，必须提前找到潜入者。
周恩来随即将情报告知有关方面。罗瑞卿当时不在北平，便由杨奇清协助组织侦破工作，北平公安局侦查部门迅速成立专案力量。侦查人员面对的难题很实际：敌人没有留下明确名单，北平城又刚刚解放不久，人员流动复杂，任何一个陌生面孔都不能轻易定性。
很快，一名叫余公图的人进入视线。他曾在军统系统任职，后来担任行动术教官。侦查员在其住处搜出手枪、子弹和爆炸物，余公图也很快承认，自己奉命执行刺杀任务。
案子似乎破得太顺。
李国祥反复查看审讯记录，发现余公图对撤离路线、交通工具以及台湾方面的情况说不清楚。一个承担重大任务的人，不可能连自己的经历都交代得漏洞百出。他判断，余公图很可能只是被故意抛出来的“挡箭牌”，真正的行动人员仍藏在北平。
“他知道的，未必是全部。”李国祥提醒办案人员，“不能因为抓到一个人，就停止追查。”
随后出现的彭淑璎，同样带着明显疑点。她以华侨身份从香港来到北平，与黄震遐的侄子黄理援保持亲密关系。黄震遐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爱国人士，曾协助转移民主人士，也长期提供物资和联络方面的帮助。周恩来审阅“七一”代表名单时，特意补上了他的名字。
黄震遐入住前门饭店后，彭淑璎竟在一天内两次出入。按照当时的安保规定，外来人员进入代表驻地必须有会客手续。她能够顺利进入，本身就说明身边人已经透露了重要信息。
侦查人员没有立即惊动她，而是从黄理援那里了解两人的相识经过。黄理援起初并不愿意谈及赴北平的具体任务，但在感情关系影响下，还是把参加庆祝活动的消息说了出去。彭淑璎随后携带的箱子被秘密检查，里面发现手枪、子弹、爆炸物和毒药。
这一次抓捕并没有让办案人员松懈。余公图和彭淑璎都年轻，实际行动经验有限，且来北平时间短，难以独立完成对高级领导人的刺杀。更合理的判断是，他们承担了吸引侦查力量的任务，真正熟悉北平环境的特务还没有出现。
就在专案组压力最大时，内线传来消息：毛人凤派来的关键人物名叫崔铎。此人熟悉平津情况，曾加入保密系统，擅长枪械和近身格斗，在江湖上也有一定关系。问题是，北平城这么大，只有姓名和模糊特征，查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线索来自武术界。武术师蓝沙麟得知崔铎可能潜伏北平后，想到自己的徒弟汪九龄。汪九龄在电灯厂做工，平日与崔铎有来往，曾多次在娼馆碰面。
有意思的是，汪九龄一次外出时，恰好在街头认出了崔铎。崔铎拒绝与他一同吃早餐，反常举动引起了汪九龄的注意。得知师父正在寻找此人后，他立即把情况报告上去。
侦查员没有贸然守株待兔，而是利用汪九龄与对方熟悉的关系，进一步寻找崔铎常去的地方。汪九龄再次打听后，得到一个具体地址：前门外大街一处院落。
附近居民反映，院子原来的住户已经搬走，几天前来了一个下巴带伤疤的陌生男子。此人白天很少出门，到了夜间却行踪不定。特征、时间和活动规律逐一吻合，侦查人员随即展开包围。
6月30日，距离庆祝活动只剩一天。院门被敲响后，屋内始终没有回应。崔铎从窗帘缝隙观察外面，显然已经察觉情况不对。公安人员喊话劝其投降，两支枪很快被扔出屋外，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抵抗。
一名侦查员靠近时，屋内突然响起枪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办案人员随后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扰乱其判断，迅速破门进入，将崔铎当场制服。其携带的武器也被一并缴获。
余公图是明面上的诱饵，彭淑璎负责接近目标，崔铎则承担真正的潜伏和行动任务。三条线索彼此牵连，说明这次行动并非单人刺杀，而是保密系统试图通过不同身份相互掩护。
崔铎因一次嫖娼行为与旧相识暴露，听起来颇为偶然，但专案组若没有及时抓住这个偶然，也很难在6月30日前锁定其藏身之处。次日，北平“七一”庆祝活动按计划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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