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三年，湖北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辞官归里的王明璠开始营造“芋园”。此时的他已不再是衙门里的知县，而是一名年近花甲、喜爱种竹养花的乡绅。谁能想到，这片乡间宅院，后来竟被称作“楚天第一大夫第”。
宅院坐北朝南，三面临水，整体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6米，南北深约53.8米，占地近1400平方米。高大的门楼上，刻着“芋园”二字，门内四进三天井，东西厢房整齐展开，中间一条大巷直通深处。
建筑不靠奢华装饰取胜，却有一股沉稳气势。硬山顶覆着小青瓦，砖墙封护四周，梁柱粗壮，山墙形如猫拱，屋脊两端高高翘起。十二个脊饰排列在屋顶，远看像波浪起伏。宅院深处还设有小祖祠，匾额上写着“大夫第”。
这座房子为何如此讲究？答案并不只在王明璠的官职，也与他的家庭规模有关。
王明璠，字璞夫，湖北通山人。根据王氏宗谱记载，他幼年家境贫寒，却勤奋读书，十九岁成为生员。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他中举，后来参加进士考试未能登第，便以知县身份进入仕途，先后任职于江西武宁、瑞昌、上饶、南康、丰城、萍乡等地。
在地方任上，他处理过治安事务，也主持修筑堤坝。瑞昌百姓称所修长堤为“王公堤”，萍乡实行保甲后，相关办法还受到上级认可。宗谱称他为“江西干员”，这些文字带有家族记述的色彩，但至少说明，他并非毫无作为的闲散官员。
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正七品知县，凭什么修建这样的大宅？
清代知县的正俸并不丰厚。王明璠任职时期，按常见折算，一年俸禄约为九十石粮，换算白银大约四十五两。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可官员还要承担衙役、书吏和日常公务开支，真正能留在手中的，并没有想象中宽裕。
有人据此推断，他一定依靠额外收入积累家财。民间还流传着用棺材藏银、用船运银回乡的说法。这样的故事在地方口述中颇为常见，听起来曲折，却不能当作确凿史实。现存材料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王明璠究竟积攒了多少财富，更不能仅凭传言断定具体行为。
不过，清代地方官的收入结构确实复杂。正俸之外，还有养廉银、办公经费以及各种地方性收入。不同地区、不同职务差别很大，官员实际经济状况不能只看账面俸禄。王明璠连续任职数十年，又处在地方事务繁重的时期，能够积累一定家产，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有意思的是，宅院真正大规模兴建，应在他1887年告归乡里之后。离开官场的王明璠以祭扫祖墓为名回到通山，平日教书、养花、种竹。修房建屋既是养老，也是为家族安排长期居所，工程断断续续持续多年，砖瓦烧制据说便用了很长时间。
王明璠先后娶有六房妻室，育有六子四女，孙辈数量也相当可观。对这样一个大家庭来说，普通民居确实难以容纳。宅院里的厢房、天井和内外门，不只是生活空间，也在安排尊卑、男女与长幼秩序。
其中有“绣女房”和“绣女楼”，据说供女儿们居住。清代礼制强调内外有别，女子日常活动多被限制在内宅之中。中门平时关闭，只有遇到尊贵客人才会开启。房屋布局本身，便把当时的家庭规则固定在了砖木之间。
正厅是家族议事和教导子弟的地方。厅中悬挂王明璠画像，两侧有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类文字既是家训，也反映出传统士绅对家族延续的期待。宅子修得再大，终究还要靠后人守住家业。
王明璠晚年的一次远行，也让“大夫第”这个名称有了来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行。已经退居乡里的王明璠听闻国事，带着一份议论时局的文字赶赴行在，希望陈述意见，却因两宫回銮而未能进见。
清廷后来以其忠勤，诰授“朝议大夫”。这只是荣典，并非重新掌握实权的官职，但从品级上看，已属于从四品名号。“大夫第”的称呼，也由此固定下来。那一年王明璠已经年逾古稀，朝廷给他的，是身份上的加荣，而不是一座豪宅的建造资本。
宅院的命运，后来却没有按照家族设想发展。王明璠去世后，六房子孙不断繁衍，后代逐渐达到百余人。民间传说其子辈中有人染上鸦片，家产随之衰落。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宅中已有多户分居，能够保有完整田产的家庭并不多。
一座大宅，容纳过六房妻室、子女和数代孙辈，也见证了一个家族由兴盛走向分散。如今，王氏后人多在宅院周边建房，少数人仍住在旧屋中，更多房间则用来堆放农具和粮食。梁柱还在，门楼尚存，只是昔日的家族秩序，早已散入乡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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