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30日，朝鲜半岛中部，铁原郡西北的驿谷川北岸，281.2高地前沿的无名高地。天刚亮，阵地上的枪声已经稀了下来。不是停火，是阵地上还能开枪的人不多了。
前一天晚上10点43分，志愿军第23军73师218团5连1排攻上了这座无名高地，拿下了两条坑道。反斜面还有一条坑道被敌人主峰的火力封着，没能打下来。天亮之后，敌人开始反扑。
于树昌是山东莱阳城厢四真庄村人，1930年出生。家里兄弟多，日子过得紧。1948年12月，他十八岁，跟同村的孙焕友一起参了军。两个人被分到了同一个部队，后来都去了朝鲜。
孙焕友记得清楚，刚到部队的时候，于树昌在船上当舵手，他在旁边抛锚。船在海上晃得厉害，于树昌晕船晕得受不了，吐得站都站不稳。部队一看这情况，把他调去学了步话机。这个调整，把于树昌从船上挪到了阵地上，也把他推到了后来那场战斗的中心。
于树昌跟着部队打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新中国成立后，部队在浙江沿海训练。1952年9月，他随23军入朝参战，编在73师218团通信连，成了一名步话机员。到1953年6月，他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待了九个多月。
于树昌背的是一台702型步话机。天津无线电厂1951年参考美制SCR300跳频步谈机仿制出来的，中国第一台自主品牌的军用步谈机，产量超过八千部，作用距离超过十五公里。
步话机员的任务不是拿枪冲锋，而是跟着突击部队上阵地，把敌人的位置、人数、动向，一五一十报给后方的团指挥所，引导炮火往哪里打、打多少。炮打得准不准，取决于步话机员报得准不准。
281.2高地位于铁原郡西北，驿谷川北岸，三面临水。主峰西、北两侧各伸出一个无名高地，像两只蟹钳一样护着主峰。敌人在这里经营了很久，坑道、地堡、火力点连成一片。218团的任务是打下前沿的无名高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金城方向的主攻。
6月29日晚上，5连1排攻上北无名高地之后，于树昌跟着4班的战士进入了刚夺下来的坑道。坑道口正对着主峰方向，敌人的机枪和炮火能把出口封得死死的，人出不去，步话机天线也伸不出去。于树昌一次次向团部报告情况，请求炮火支援，把敌人的反扑一次一次打了回去。
天亮之后，敌人的反扑更猛了。4班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到最后，阵地上只剩于树昌一个人。
他没有撤。他背着步话机，在地堡里继续向团部报告敌人的位置。团指挥所的702型步话机里传来他的声音，沙哑，但很清楚。“天津2号，天津2号，敌人又上来了，大约一个排，从东南方向。”
后方的炮火按照他报的坐标砸下去，敌人的冲锋被打散。一次又一次，他报位置，炮火砸下来，敌人退回去。再报，再砸，再退。
打到后来，敌人发现高地上只剩下一个步话机员在引导炮火。他们改变了打法，不再从正面冲锋，而是从三面合围，贴着地堡的射击死角往上摸。
于树昌的声音越来越急。他报出的距离越来越短，从几百米到几十米，最后变成了“敌人上了我的地堡顶”。
团部那头，团长孙斌握着话筒，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猛打呀！敌人上了我的地堡顶！”
接着是一声更响的呐喊：“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
然后，耳机里传出一声破裂的爆音，一切声音都沉寂了。
阵地上，于树昌砸碎了步话机，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出了地堡。后来的战友在阵地上找到他的遗体时，地堡已经被炸塌了一半，炸坏的步话机散落在他的遗体前面。
从敌人爬到他地堡顶上，到他冲出去，前后大概七分钟。
团指挥所里，团长孙斌听到那声爆音之后，红着眼吼了一句：“所有炮火，朝阵地上给我狠狠地打！”
后方的炮兵阵地接到命令，几十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弹密集地砸在无名高地上，砸在正在往上涌的敌人人群里，也砸在于树昌刚刚冲出去的地方。敌人的这次反扑被打垮了，高地守住了。
于树昌牺牲的时候，仅有二十二岁。
那场战斗里，有一百多名美军上了无名高地。炮火覆盖之后，活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迈克·奥卡拉汉，他的左腿被炸断了。
奥卡拉汉被抬下战场之后，一直在想一件事。他带着人冲上阵地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背着步话机的中国士兵，没有拿枪，对着话筒在大喊。他听不懂那个中国士兵在喊什么，也没来得及开枪。就在他愣神的那几秒钟里，炮弹从天而降。
这个疑问在他心里搁了将近三十年，奥卡拉汉后来回到美国，做了内华达州的州长。那条断腿一直跟着他。他想不明白，一个没有武器的中国士兵，对着步话机在喊什么，能让炮弹来得那么快、那么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卡拉汉偶然看了一部中国电影，叫《英雄儿女》。电影里有一个叫王成的步话机员，孤身一人守着阵地，对着步话机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冲向了敌人。
奥卡拉汉看完电影之后，沉默了很久。他弄明白了，当年那个中国士兵喊的是“向我开炮”。那个士兵把自己的位置报给了后方的炮兵，让炮弹往自己头上砸。
战地记者洪炉后来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听到了奥卡拉汉的这段回忆。时间、地点、年龄都对得上。洪炉一核实，发现奥卡拉汉口中那个“调来炮火的小兵”，就是于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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