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媒《商报》刊发了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曾林与罗宾·欣多夫斯基的客席评论，就“德国到底能否照搬中国产业政策”展开了讨论。面对大众汽车CEO奥博穆等德企高管对中国五年规划的公开赞赏，以及德国汽车、机械工程和化学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在“去工业化”阴影下遭受的巨大压力，《商报》却反其而道而行之，警告中国工业奇迹的背后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与风险”，并劝诫德国政府切勿全盘照搬中国模式，而式应该“有选择性地抄作业”。
文章一开篇便提到了大众汽车CEO奥博穆对中国五年规划结构“非常优化”的盛赞，但紧接着便将其扣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帽子，劝诫德国企业界“切勿奉为圭臬”。
这种定性当然是对中国经济的浅薄理解。中国的五年规划绝非苏联时代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具备高度前瞻性和跨周期协调能力的国家战略框架。正如作者自身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中国的产业政策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推动人工智能、绿色新能源等关键技术的商业化，并通过技术协同效应赋能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实现了产业规模效应和转型升级。
在西方政界因为选战牵制、政策因党派轮替而频繁反复、基础设施和工业政策极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恰恰是靠着这种长期的战略定力、高效的执行力以及稳定的政策预期，为企业创造了全球最安全、最可持续的投资环境。德媒将这种超越短期政客算计的战略规划能力抹黑为“计划经济的高昂代价”，只不过是用意识形态话术来掩盖西方国家自身战略规划能力的缺失。
报道用极大的篇幅攻击中国产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实施，认为地方政府的竞相扶持造成了“150个汽车品牌混战”，导致大量亏损企业靠补贴“难以出清”，从而引发了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并将价格压力挤压至出口市场，恶化了对外经贸关系。
然而，这种论调实际上是将中国市场充沛的竞争活力，给扭曲成了所谓的“非市场化的恶性肿瘤”。中国拥有当今全球规模最大、需求最多元的单一市场。所谓的“150个汽车品牌”，本质上是中国在新能源转型这场浪潮中，资本、技术和人才高度活跃、百家争鸣的真实写照。市场经济的精髓本就在于试错与出清，正是这种高度激励的本土市场竞争，才倒逼中国企业在电池技术、智能座舱、供应链降本和整车迭代速度上拥有了今天的领先地位。
西方企业习惯了在传统燃油车时代靠专利壁垒和垄断利润坐享其成，一旦遇到迭代极快、性价比极高的中国产品，便动辄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或“恶性补贴”。中国电车和绿色产品的价格优势，源于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规模效益以及工程效率，绝非德媒口中简单的“补贴兜底”。
在讨论德国可以“抄什么作业”时，文章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观点。作者认为，欧盟正在讨论的“强制技术转让（其实也就是合资）”，在中国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因为“中国厂商合资几十年也没造出世界一流的内燃机”。而相比之下，2018年特斯拉入华时被要求的“强制本土化”，反而成功带飞了中国的工业生态。
这一逻辑看似精明，实则却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关于所谓的内燃机“合资失败论”，中国汽车工业并没有在内燃机时代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在认清产业规律后，果断选择换道超车，在电动化与智能化赛道上建立了全球领先地位。合资几十年的过程，为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工程人才，建立了严苛的质量控制体系，这恰恰是后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厚积薄发的重要基石。
至于特斯拉来华之后取得的本土化奇迹，《商报》将特斯拉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强制本土化政策”，这完全是因果倒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能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并实现高达95%以上的本土化率，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完善、最高效的零部件供应链土壤。是中国的产业生态成就了特斯拉，而不是特斯拉单枪匹马造就了中国供应链。
德媒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强迫中企在欧盟也搞“强制本土化”，就能吸引中资帮助欧洲重塑工业。但这种一厢情愿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今天的欧洲是否还具备足够便宜的能源、高效的基建、充足的技术工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配套？缺乏所有这些充要条件，看似再聪明的政策设计，到头来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在过去数十年来，西方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中国始终保持开放态度。而如今，当中国在新能源、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领先，并开始对核心技术转让设立合理合规的安全审查时，德媒便将其描绘为“限制合作”。这种“只许西方高价卖技术，不许中国依法保专利”的双重标准，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对等意识的。
德国《商报》这篇探讨“中国作业能不能抄”的文章，本质上是德国工业界在面对去工业化焦虑时的一次艰难反思。然而，由于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文章作者最终并未能给出真正的解药。
德国工业今天面临的困境，包括高企的能源成本、过度的官僚审批、缓慢的数字化进程以及对传统技术红利的路径依赖，其根源并不在中国，而在其自身的结构性僵化。
中国工业的崛起，归根结底依靠的是长远战略的定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厮杀、完整的产业链韧性以及亿万劳动者的勤奋。西方如果只想着挑选一两个政策工具“有选择地抄作业”，一边享受中国高效供应链带来的红利，一边又将中国正常的市场竞争污名化为“高昂代价的计划经济”，那么无论写出多少篇深度分析，到头来也治不好自身工业衰退的病根。
文 | 欧阳立祯 硕士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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