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那一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事：他给十路宣抚使下了死命令，必须劝课农桑。
一个刚建立政权的蒙古族统治者，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扩张疆土、不是巩固军权，而是让农民种地。
这事放在今天看都觉得反常，更何况当时那些习惯了在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将领。
这个决定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矛盾。
蒙古贵族南下占地的时候，动辄就是上千顷良田，他们把这些地直接荒废成草场放牧。
军队走的官道两边一里之内，全是营盘牧地。
中原的百姓眼睁睁看着祖辈耕种的田地变成马场，粮食没了，只能逃荒。
忽必烈上台后做的第一件硬事，就是把这些牧场强行还耕，分给百姓种。
他这么做不是心软。
1270年，忽必烈决定在朝廷设司农司，地方设四道巡行劝农。
丞相安童当时就提出质疑，说之前没这个先例。
忽必烈回了一句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孛罗总之。
这话听着客气，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不是商量，是命令。
基层组织更能看出他的决心。
元朝规定五十家为一社，社长必须是精通农业的人。
朝廷专门设了农桑文册，记录每个村社的种植、垦辟、义粮、学校情况。
1316年，苗好谦发明了一种新的种桑法，朝廷直接下令各村社推广。
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体系，在古代其实比发明新技术本身更有价值，因为一项技术如果只在少数地方使用，改变不了整体局面。
真正让后世受益的，是两样东西的推广。
一个是棉花。
元朝之前中国也有棉花，但基本只在边疆小范围种植。
元朝初期专门设立木棉提举司，把棉花列为税收项目，等于是用国家力量强制推广。
黄道婆后来把海南的棉纺织技术引入松江府，江南的棉纺织业才真正崛起。
从那以后，中国人才逐渐穿上了物美价廉的棉衣，不用再全靠丝绸和麻布。
另一个是树。
《农桑之制》十四条明确规定，农民必须种桑树、枣树、榆柳、果树，还要推广嫁接技术。
1286年统计全国种树2300多万株，种树成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项目。
这个政策表面上看是发展经济作物，实际上是在防灾。
灾年来了，农民可以吃枣子、果子充饥。
元朝甚至规定各社布种首蓿，以防饥牛，近水之家，义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
水利工程的修建规模更能说明问题。
1270年，忽必烈下令诸路开浚水利，修建水利工程达到顶峰。
根据《宋元明经济史稿》统计，元朝一共修建水利工程264处，年平均值与南宋相当。
这些工程修完之后，史书记载是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
忽必烈还做了一件事，让中书省编撰一部农书。
中书省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
这本书被多次印刷，在地方大规模发送。
现在它是中国唯一保存至今的官修农书，之前的《兆人本业》《真宗授时要录》都已经失传。
元仁宗时期，王祯写成了《农书》，其中《农器图谱》占80%，几乎描绘出了所有传统农具和设施，成为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具史料。
屯田是忽必烈解决军粮问题的办法。
1253年他征云南途中，听从汪德臣的建议进行屯田，回到中原后在河南大规模推广，屯田随即遍布中原。
这个做法一方面增加了军队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一些破产逃亡的农民，成了国家的屯民。
忽必烈后来把屯田推广到漠北、西域、东北，对维护大一统起了很大作用。
蒙金战争时期，北方经济被大规模破坏，人口死亡过半，流民四起。
元朝初期是土地多、人口少，安定流民成了地方官员最重要的工作。
朝廷明确规定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亡，比之上年增添户门，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可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亡，比之上岁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
为了留住人，元朝给流民、移民分发土地，还提供耕牛、种子、农具。
1264年规定从南宋来的新附民，拨给土地、衣、粮，给牛、种。
甘肃一带因为战乱人口减少，元朝大规模移民甘肃，同样提供土地、耕牛、种子。
1261年，忽必烈规定流民回归第一年免赋税，第二年减半。
开垦荒地的，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减半，后来又把税收减免年限宽限到二到六年，这期间其他杂役全部免除。
自然灾害是另一个大问题。
根据统计，元朝建立后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500多次。
元朝在全国大规模建立常平仓和义仓，前者由政府储粮，用来平抑粮价和赈灾；后者由村社自办，目的也是预防灾年。
这些政策很快让北方经济恢复起来。
河南一带金末是民疏上旷，到忽必烈后期已经是民生日集、地窄人稠，与江南无异。
根据《中国人口通史》估算，金末元初北方人口只有1500万左右，到元朝末期已经超过3100万。
有学者估计元朝全国人口顶峰是9830万，还有的估计超过1亿。
史书对忽必烈时代的评价是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用这种方式把农业抓得这么紧，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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