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无法选择父母，正如父母也无法主动挑选孩子。但如今，一家美国公司号称能为寻求辅助生殖的夫妻筛选“更好”的胚胎。
近日，美国基因组学创业公司 Nucleus Genomics 在其研究平台 Nucleus Labs 发布了新一代多基因评分（PGS）模型套件 Vitruvian，用于预测身高、体重指数（BMI）和智力三项性状。
公司创始人兼 CEO 基安·萨德吉（Kian Sadeghi）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宣称，Vitruvian 将用于胚胎 DNA 优化，“（最高）可提升 14 个智商点数”。他还援引前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一书中的论述，称基因优化是人类跟上 AI 快速进步的关键途径。基安表示，他们的成果已让尼克的设想“不再是理论”。
基安的言论在硅谷科技圈引发了巨大争议，问题随之而来：Nucleus Genomics 大肆宣扬的“优质胚胎”究竟有多少营销水分？而人类能主动选择更健康、更聪明的后代，真的是件好事吗？
胚胎评分走向消费级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在辅助生殖领域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且应用相当普遍。此前，医生在试管婴儿（体外受精， IVF）过程中从胚胎取出少量细胞做基因检测，主要用于筛查染色体数目异常，以及由单个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病等。
过去几年，一种针对多基因疾病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P）开始走向商业化。它不只检测单一致病基因，而是用统计模型，推算成百上千个基因位点的微小效应，以此预测胚胎未来患上糖尿病、心脏病等复杂疾病的相对风险。
2019 年，美国公司 Genomic Prediction 率先将其用于临床，此后，Orchid 等机构推出更全面的测序方式。彼时，这些公司的业务主要还停留在对严重疾病的早筛。
2025 年，Herasight 和 Nucleus Genomics 相继入场，把 PGT-P 的范围扩展至包括智力在内的一系列性状。2026 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将“胚胎评分”列入“十大突破性技术”。配套解读指出，多数美国人能接受针对严重遗传病的 PGT 检测，但能接受按外貌、行为或智力筛查胚胎的人要少得多，后者售价最高可达 5 万美元。
不过，Nucleus Genomics 要做的，正是将基于智力等复杂性状的胚胎筛选，做成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一家公司的野心
2021 年，Nucleus Genomics 在纽约成立。创始人基安此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学习计算生物学，中途辍学创业，曾获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他多次在采访中提到，一位表亲因罕见遗传病猝然离世，成了他创办公司的起点。
公司投资方大多来自硅谷技术乐观主义圈层，包括彼得·蒂尔（Peter Thiel）、Reddit 联合创始人艾利克西斯·奥哈尼安（Alexis Ohanian），以及 Samsung Next 等。2025 年 1 月，公司完成 1,400 万美元 A 轮融资，累计融资约 3,200 万美元。
Nucleus Genomics 的业务从成人基因检测起步。2024 年 3 月，公司推出面向成人的全基因组健康检测；同年 6 月又以内测形式推出 Nucleus IQ，宣称是“首个基于 DNA 的智力评分”。
2025 年 6 月，面向试管婴儿家庭的 Nucleus Embryo 上线，首发价格 5,999 美元。父母上传最多 20 个胚胎的基因数据，即可查看 900 多种遗传病风险及数十项性状预测，从心脏病、癌症，到眼睛颜色、发色、身高和左撇子概率一应俱全。目前，公司还提供售价 3 万美元的一站式试管婴儿服务 IVF+。
三年间，Nucleus Genomics 的业务从“给成人看基因”转移至“帮父母挑胚胎”。
面对外界对于“优生学”的重重质疑，基安一直坚决否认。按照他的说法，父母只是在“兄弟姐妹之间做选择”，有权了解胚胎的全部信息。
在与 Vitruvian 同期公布的技术报告中，Nucleus Genomics 披露了大量技术细节。公司称，新模型同时分析约 700 万个基因变异位点，身高和 BMI 模型的训练数据来自约 140 万人，智力模型收集了约 50 万人的数据。为排除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干扰，模型还在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约 4 万名（约 2 万对）兄弟姐妹中完成验证。
报告测算，从 5 个胚胎中挑选时，得分最高与最低胚胎的智商预期相差约 11 分，身高相差约 7.5 厘米；如果从 10 个胚胎里筛选，智商预期差距约为 14 分。基于这些计算，Nucleus Genomics 声称，2019 年一项发表于《细胞》（Cell）的研究之所以认为“胚胎筛选用处有限”，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足。如今，Vitruvian 的智商预测差距约为当年测算的两倍，社会需要重新看待这项技术的价值。
不过，在真实世界中，Vitruvian 的能力还要打个折扣。研究方法显示，公司用于衡量智力的是一项仅有 13 道题的言语与数字推理测验。而且，所谓 14 分的智力差距有个关键前提：一次取到 10 个胚胎。但现实情况下，一个试管婴儿周期最多只能获得 4~5 个可移植胚胎。
最高分减去最低分的计算方法也存在“猫腻”。按照报告给出的公式，即便有 10 个备选胚胎，与随机挑选相比，最高分胚胎的智力收益预期只有 7 分。
Vitruvian 不是这家公司第一个有争议的产品。自成立以来，这家公司就一直遭受着学界和产业界的多方“炮轰”。Nucleus IQ 推出后，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副教授、统计遗传学家萨沙·古斯托夫（Sasha Gusev）评价其为“现代蛇油”（snake oil，指夸大疗效、缺乏科学依据的假药），认为智力很难在基因中准确体现，公司也并未说明产品的准确性、跨人群适用性和实际用途。
2025 年，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和詹姆斯·塔伯里（James Tabery）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撰文，直接将 Nucleus Genomics 与血液检测骗局公司 Theranos 并列，认为 Nucleus Embryo 以可靠的现有技术为基础，却做出了经不起推敲的承诺。竞争对手 Herasight 更曾公开指责其夸大预测效果。
另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多效性（pleiotropy，同一组基因变异往往同时影响多种性状）。挑选“高智力”胚胎，可能在其他方面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基安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这一点，公司在胚胎检测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强迫症、阿尔茨海默病和自闭症等疾病都与智力存在一定遗传学关联。
欧洲人类遗传学会（ESHG）2022 年称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筛选“未经证实且不合伦理”，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同样认可这一批评；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和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则认为该技术尚未成熟、临床效用证据不足，不应作为临床服务提供。
不过，Nucleus Genomics 背后的一小批支持者认为，只要父母充分理解胚胎筛选的概率属性和局限，就应尊重他们的生育选择。这场争论在短期内难有定论。
从筛选到编辑
抛开提升胚胎智力这类更接近于营销噱头的进展，Nucleus Genomics 还在推进一项更激进的技术：胚胎基因编辑。
故事要从胚胎基因检测专家、Genomic Prediction 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科学官内森·特雷夫（Nathan Treff）的“跳槽”说起。
2025 年，Nucleus Genomics 与 Genomic Prediction 就 IVF+ 的实验室检测展开合作，双方还洽谈过收购，但最终没谈成。当年 8 月，内森从 Genomic Prediction 离职，出任 Nucleus Genomics 首席临床官。
10 月，内森的老东家对内森、另一名前员工及 Nucleus Genomics 提起诉讼，指控其带走胚胎 DNA 测序等方面的商业机密。新泽西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申请，案件仍在审理中。
2026 年 6 月，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迪特尔·艾格利（Dieter Egli）团队发布了一项使用碱基编辑技术改造人类受精卵的预印本论文，内森也是作者之一。与传统 CRISPR-Cas9 技术不同，碱基编辑直接替换单个 DNA“字母”，理论上可避免 DNA 断裂带来的染色体异常。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者为受精卵引入了两处单碱基突变：一处使调控胆固醇的 PCSK9 基因（降脂药物靶点）失去功能，另一处让胎儿在出生后继续产生胎儿型血红蛋白，与镰状细胞病基因疗法的思路一致。
有趣的是，该研究部分经费来自 Genomic Prediction，但预印本发布后，Nucleus Genomics 随即表示将资助迪特尔实验室的后续研究。
迪特尔在接受《科学》（Science）采访时强调，这项研究为相关领域带来一定进展，但短期内不会、也不该被引入临床应用。后续 9 月正式发表于《自然》（Nature）的版本中，研究人员证实，碱基编辑能传递至胚胎全部细胞，但依然会导致染色体大片段缺失，即便频率远低于 CRISPR。
监管落差
目前，Nucleus Genomics 的主要市场仍是美国，但公司官网已设有国际用户等待名单，今年开始试水印度、中东等市场。一旦胚胎筛选，乃至基因编辑服务通过跨境医疗、样本寄送等方式触及更多国家的试管婴儿家庭，监管边界的划定会成为更棘手的问题。
在中国，胚胎编辑研究起步很早。2015 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发表论文，首次报告用 CRISPR 编辑人类胚胎。2017 年起，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人类胚胎中进行碱基编辑。需要注意，这些研究所用的胚胎均未用于妊娠。直到 2018 年，贺建奎宣布经基因编辑的婴儿出生，引发全球哗然，次年他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此后，国内监管明显收紧。2021 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2024 年 7 月，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编制《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明确严禁将编辑后的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用于妊娠和生育，并称目前开展任何生殖系基因组编辑临床研究都是不负责任、不被允许的。
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自 2015 年起，国会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受理涉及可遗传基因修饰胚胎的临床试验申请，生殖系编辑在美国同样无法进入临床。不过，联邦层面并不限制胚胎筛选等技术进入市场，私营公司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此类服务。
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1997 年通过的《奥维耶多公约》（Oviedo Convention）禁止以改变后代基因组为目的的生殖干预。在英国，按非医学性状挑选胚胎属于违法行为。
一端是争议巨大、监管严格的临床准入，另一端则是聚集了一众“生物极客”、追求加速主义的硅谷。在基安的叙事语境里，人类需要基因优化才能“跟上”AI，其受众不言自明。
但对更多普通家庭来说，Nucleus Genomics 的出现也迫使他们更早开始思考，在“优生学”理念重新被技术包装诠释的今天，诞下更优质的孩子，是不是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
技术早已跑在了共识之前。留给父母的，是一道无法从科学和伦理中找到标准答案的选择题。
参考内容：
https://mynucleus.com/labs/traits-whitepaper
https://mynucleus.com/lab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1/12/1130011/embryo-scoring-genetic-testing-2026-breakthrough-technology/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genetically-optimizing-embryos-is-misleading-unethical-and-not-even/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64898/2026.05.30.728989v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6-11118-x
https://www.cuimc.columbia.edu/news/study-shows-limits-precise-gene-editing-human-embryos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embryo-editing-first-more-complicated-headlines-suggest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report-of-gene-edited-human-embryos-sparks-worries-about-the-technologys-future-uses/
https://www.newsweek.com/new-tool-allows-couples-genetically-optimize-their-children-208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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