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我在那边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做塑料制品，规模不大，满打满算四十来个当地工人。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个铁皮棚子搭的院子，院里堆着原料和成品，旱季的时候灰大得睁不开眼，雨季满地泥浆，踩一脚陷半截。

来这边六年了。头三年在别人厂里干管理，摸清了门道，后三年自己拉了个摊子单干。工人都是附近的，住得不远，走路半小时能到。工资一个月折合人民币七百多块，在当地算中等偏上，包一顿午饭，加班另算。这待遇招人不难，但留人也不容易，说走就走，招呼都不打。

中秋节那天，国内家里人在群里发照片，桌上一大桌子菜，我爸妈坐在中间，我姐一家、我弟一家都回去了。我儿子发了条语音，说“爸，爷爷让你多吃月饼”。我点开听了两遍，然后退出群聊，把手机装口袋里了。

院子里还有个中方同事，叫老刘，管生产的，跟了我三年，东北人，说话大嗓门。他那天上午问我，说老板，今天中秋，咱是不是意思意思。我说你说咋意思。老刘说买点东西发一发呗，工人也知道这节日，咱总得表示一下。

我想了想。往年中秋我没怎么张罗过，去年是给每人发了二百块当地的现金，奈拉，不多，折合人民币十来块钱，算是个意思。发的时候有人笑了，有人接过去就揣兜里了，没什么特别反应。今年我琢磨着换个花样，发点实打实的东西。

让司机阿布去市场拉了一车食用油。大桶的，一桶五升，当地棕榈油，也能当调和油用。四十多桶，把皮卡后斗装满了，开回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阿布怕油倒了，开得特别慢，平时二十分钟的路开了快四十分钟。

下午四点，快下班了。我把工人叫到院子中间。铁皮棚底下堆着油桶，旁边放了张桌子，上面搁着切好的月饼——超市买的，中国进口的，莲蓉馅，贵得要死，一盒八小块花了人民币八十多。我买了五盒，切了码在盘子里。

工人们围过来，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抱着胳膊的。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阿布站在人群后面，靠着皮卡，嘴里嚼着什么东西。

我让老刘先说。老刘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种蹩脚的英语夹着当地土话说：“今天中国节日，老板给大家发油，一人一桶。还有月饼，甜的，都尝尝。”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不知道是谁。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人往前挪了两步，有人还站着没动。

第一个上来领油的是个叫埃马努埃尔的，在厂里干了两年多，平时话不多，干活踏实。他接过去油桶，掂了掂，说了声谢谢老板，然后就退到一边去了。第二个是个年轻小伙，叫奇迪，他把油接过去，笑了一下，露出白牙，说“Thank you, boss”，但那个笑没到眼睛里。再后面的人一个个上来接，有的说谢谢，有的什么也没说，接过去就往地上一搁。

我看他们的反应，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感觉。倒也不是指望他们感恩戴德，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四十桶油发完了，还剩两桶在桌上。月饼没人动。我招呼说吃月饼，有人拿了一小块，咬了一口，然后表情怪怪的，把剩下的半块搁在桌子边上了。更多的人只是看了一眼，没伸手。

我走过去自己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莲蓉太甜了，甜得齁嗓子。我硬咽下去。

然后我看见阿布站在皮卡旁边，没上来领油。他的桶还在桌上。

“阿布，你的。”

他走过来，看了一眼那桶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老板，为什么要给我们油？”

我说中秋，中国节日，算是个心意。

他点了点头。然后他问：“是要减工资吗？”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为什么要减工资。

他没回答，拿起那桶油，掂了掂，走回皮卡旁边去了。

人群散了之后，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铁皮棚底下还剩着半盘月饼，蚂蚁已经爬上去了，黑压压的一排。我拿手挥了挥，蚂蚁散开又聚拢。

老刘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了。

“不高兴？”他问。

我说没有。

“我看你脸色不对。”

我吸了口烟，没说话。院子里那盏灯是太阳能蓄电的，天黑透了就自己亮起来，光线昏黄，照得人影模糊。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隔得很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老刘，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问。

老刘想了想，说：“你发东西是好意。但他们可能想多了。”

“想什么？”

“你不懂。”老刘把烟头摁灭在铁皮墙上，火星子溅了一下就没了。“他们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你突然给东西，他们第一反应是你有什么目的。”

我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又觉得心里堵得慌。

第二天，埃马努埃尔没来上班。第三天也没来。我让阿布去他家看看。阿布回来说，埃马努埃尔在家，没什么事，就是说想歇几天。

第四天，奇迪也没来。理由是发烧。

第五天，又走了两个。生产线上少了人，老刘急得在院子里转圈骂娘，说这帮人真是养不熟。

我坐在办公室里——其实就是院子角落一个隔出来的小房间，铁皮墙，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旧柜子——看着外面空了一半的工位。桌子上放着那盘没人吃的月饼，已经硬得跟石头一样了。

我想给国内打个电话，翻了翻通讯录，又放下了。

那天下午，阿布来找我。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没进来。我让他坐，他摆了摆手。

他说：“老板，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你讲。

“你之前，有个中国老板，在这里开砖厂的。给工人发东西，发完之后没多久就关厂走了，欠了三个月工资没给。工人去找他，找不到。后来报警，没用。”

我没说话。

“所以大家怕。”阿布看着我，“你发油，大家觉得你可能也要走。”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阿布又说，“但有人这么想，就会传给其他人听。传着传着，就都怕了。”

我说：“那你呢？你也怕？”

阿布没回答。他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住处，在办公室里坐到了半夜。院里就剩一盏路灯亮着，虫子围着灯泡转，撞得灯罩啪啪响。我从柜子里翻出一瓶二锅头，喝了小半瓶。酒是上次老刘从国内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喝。

第二天早上，埃马努埃尔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检查一台机器。他走到我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跟我平齐。

他说：“老板，对不起。”

我说你对不起什么。

他说他老婆让他别来，说中国老板要跑了。他听了她的话，在家躲了几天。后来他发现厂里没跑，觉得过意不去。

我说没事，回来就行。

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说：“老板，那个油，我老婆用来炸鱼了，很好吃。”

我看着他，突然鼻子酸了一下。

没哭出来，就是酸。我低头拧了拧机器上的螺丝，手有点抖。

后来工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奇迪也回来了，脸还有点烧，说是真的发烧了，不是装的。我没扣他们那几天的工资，也没提这事。

月饼最后还是扔了。蚂蚁搬了一个星期，把那一盘硬邦邦的莲蓉馅搬得干干净净。

日子照常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工，下午五点收工。中午吃食堂，当地厨娘做的饭，米饭配炖菜，有时候有鸡腿。我跟工人一块吃，坐院子里那张大圆桌，不分桌。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比如阿布后来跟我说，下次要发东西，提前告诉大家一声，让大家有个准备。我说好。

比如埃马努埃尔现在干活更卖力了，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我说不清，像是小心翼翼，又像是想确认什么。

比如我自己，从那以后每年中秋不再发实物了。改成发钱，一人两百奈拉，不多，但省事。发完就下班，不说多余的话。

今年中秋又快到了。昨天我儿子打视频过来，问我这边能不能看到月亮。我把手机举起来，对着窗外拍了一圈。他看了看，说“爸，你那边月亮也挺圆的”。

挂了视频，我站在窗前。外面那棵芒果树在风里晃，叶子反着路灯的光。院子里没人，工位上的灯都灭了，就剩那盏太阳能的灯泡还亮着，昏黄昏黄的。

阿布今天下午走的时候跟我说，他老婆又生了，第三个。我说明天给你批半天假，你回去看看。他说谢谢老板。然后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老板，”他说，“中秋快乐。”

我说快乐。

他走了。我站在院子里，听见远处教堂的钟又响了。这次我没数敲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