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北京砖塔胡同，鲁迅带着朱安搬进一处狭小院落。八道湾的家庭矛盾刚刚爆发，他与周作人失和，急于离开原来的居所。日记只留下简短一句：“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字不多，却把两人的关系点得很明白：朱安是随他而去的妻子，也是他认定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
这处房子只有两间主要房屋，母亲鲁瑞若来居住，还得与朱安同屋。地方虽小，却让鲁迅和朱安第一次长时间单独相处。朱安由此生出一种误解，以为丈夫愿意带她离开大家庭，便是想与她重新开始。
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鲁迅却留学日本，长期接受新思想影响，对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礼法深感厌弃。两个人同住一院，生活习惯不同，思想距离更远。朱安把“跟着搬家”理解为亲近，鲁迅却把它看作“凡是我负责的，都跟我走”。
有一次，朱安问他：“七月拜是哪一天？”这是绍兴旧俗中的祭拜日子。鲁迅把这件事说给孙伏园听时，语气里明显带着无奈。在他看来，自己正努力摆脱旧礼教，妻子却仍把那些仪式当作维系家庭的要紧事情。朱安并非有意冒犯，她只是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试图靠近丈夫。
鲁迅生病后，朱安照料得很细。她把米碾碎，熬成容易入口的粥，又托邻人到店铺买糟鸡、火腿、肉松。她自己舍不得吃，只盼丈夫能多进一些。鲁迅伏案写作时，她尽量放轻脚步，还叮嘱邻居家的孩子不要喧闹。
问题在于，朱安做得越多，越容易把这些照料当成夫妻关系改善的证据。鲁迅却未必这样理解。他在朱安房中写作，主要因为那里安静、光线合适；朱安看到的则是丈夫终于愿意长时间待在自己身边。
招待客人时，两人的差异更明显。1923年8月8日，学生常维钧来访，朱安端茶之后，又送上两碗热藕粉。北京正值暑天，客人面对热气腾腾的食物颇为局促。鲁迅只好对学生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这不是对朱安用心的否定，却暴露出她对新式交往方式的陌生。
朱安的绍兴菜并非一无是处。许羡苏回忆，她做蚌蟹蛋、泡麻虾都有自己的手艺。可鲁迅仍嫌菜式单调，干菜太多。饭桌上，他常常只顾吃饭，很少与朱安交谈。她只能通过碗里剩下多少，猜测丈夫喜欢什么，再决定下次多做还是少做。
这种沉默比争吵更难承受。早晨叫起床，鲁迅多应一声；喊吃饭，也只是简单回应。朱安想找话题，却总被他的冷淡挡回去。鲁迅未必不知道她的处境，只是面对一段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他选择了尽量减少交流。
到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后，鲁迅接触到许多年轻女学生。她们剪短发，穿布裙，谈吐大方，代表着正在出现的新女性形象。朱安与她们形成强烈反差，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无论学说话、学体操，还是改变发式，都很难进入丈夫的精神世界。
1925年，朱安生病住院，鲁迅前去探望，却很快借学生来访离开病房。类似的细节，让她明白，丈夫对她尽的是名义上的义务，并没有夫妻间的亲近。她曾对邻人说：“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这句话不是怨骂，更像是多年努力后的承认。
同年5月25日，鲁迅带着母亲和朱安迁入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这里的房屋更宽敞，他却把较好的房间留给母亲和朱安，自己住进狭小的“老虎尾巴”。这说明他没有抛下家庭责任，但责任与感情，在他那里始终是两回事。
冬天，鲁瑞见鲁迅穿着单裤，责怪朱安没有给丈夫做棉裤。朱安赶紧缝好一条，整齐放在鲁迅床上。鲁迅看到后，却把棉裤扔了出去。有人代为询问，他只说：“独身的生活，不能总往安逸方面想。”这句话听来像在谈生活原则，实际却没有回答朱安最关心的事：她做的这一切，丈夫是否愿意接受。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许广平与他同行。母亲和朱安没有到车站送行。此后，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朱安留在周家，继续照料鲁瑞。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出生，朱安听到消息后反而表现出高兴。旧式观念让她相信，鲁迅有了孩子，自己便不再是“无子”的妇人，孩子也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周家的一部分。
她一生想守住的，是妻子的名分和周家儿媳的位置。鲁迅给了她前者，却没有给她夫妻情分。1947年朱安去世，葬处后来因故变动，遗骸下落也无确切记录。那个始终称自己“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的女人，最终连归宿也没能留在她认定的家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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