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里，万通创始人冯仑、万科前掌舵人郁亮、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三位老牌房企大佬先后被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
面临行业深度调整，越来越多地产大佬被推向司法执行的聚光灯下。曾经他们是各大财富论坛的座上宾。而如今，一份份限制消费令正成为他们公共身份的新标签。
9月13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前董事会主席郁亮发出限制消费令。
该案件源于今年3月万科因相关案件被执行近498.88万元，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法院对万科及法定代表人郁亮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这意味郁亮退休仅8个月，便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亦不得购买不动产或进行旅游度假。
郁亮的遭遇并非孤例。两天后的9月15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三亚万通健康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及冯仑发出限制消费令，执行标的仅为42.58万元，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冯仑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潘石屹、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创办万通集团，堪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最早的拓荒者之一。
对于这笔金额并不巨大的债务，冯仑随后在微博回应称，借款未经三亚万通任何权力机构决议，是小股东利用所控制的两家公司公章擅自操作所致。
然而法律程序不以个人解释为转移，这位曾以思想者和布道者形象活跃于商界的元老级人物，终究未能逃脱限高令的约束。
同月，富力地产也发布公告，披露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思廉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执行法院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涉及一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富力地产须一次性支付约4.29亿元，却“全部未履行”。
2017年，李思廉曾豪掷189.55亿元从万达手中买下74家高端酒店，彼时富力市值一度冲至766.92亿港元。而如今仅剩4.62亿港元，不到十年间市值蒸发超过760亿港元。截至2026年年中，富力总负债规模已达2579.29亿元，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却仅剩8.56亿元。
若论命运最为跌宕者，非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莫属。8月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家印案作出一审宣判，许家印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合计被罚超158亿元。
在此之前，许家印已被多地法院多次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截至2026年1月，其被执行总金额已超过30亿元。他身后留下的是约2.4万亿元的债务和逾160万户烂尾楼，堪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房企债务危机。
相比之下，王健林的限高经历颇具戏剧性。2025年9月26日，因万达下属文旅项目一笔1.86亿元的债务未能及时清偿，王健林作为集团法定代表人被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限制高消费令。
然而仅过了36小时，限高信息便被撤销，万达集团回应称系“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尽管限高令如昙花一现，但万达集团的债务压力并未因此消散。
天眼查信息显示，仅万达集团当时就有10条被执行人信息，涉及总金额约52.62亿元，王健林自2023年起开启的“卖卖卖”模式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困局。一年之间，王健林父子财富缩水820多亿元，排名急剧下滑。
在这场席卷全行业的债务风暴中，即便是曾经以“白衣骑士”姿态纵横并购市场的孙宏斌也未能全身而退。融创中国目前仍有638亿元被执行金额和2389条限制消费令未能消除。
但值得注意的是，孙宏斌的处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25年，融创与头部金融机构合作规模超过300亿元，盘活了12个核心城市项目，回款85.8亿元。中信金融资产主动邀请融创操盘武汉光谷45万平方米的大盘项目，长城资产也将停滞十年的南昌项目交付其手。
从“求你救我”到“请你来干”，孙宏斌的融创正在以轻资产代建的模式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正荣地产及法定代表人金明捷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公司及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阳光城创始人林腾蛟自2023年起便因50余万元执行标的被限高，此后又多次新增限制消费令；旭辉集团创始人林中长期滞留境外，主导境外债务重组，规避境内连带责任；多弗集团创始人胡兴荣旗下18家房地产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个人股权冻结超10亿元。
这些名字的背后，是一代地产企业家在行业周期逆转中的集体困境。那些曾在行业上行期被反复传颂的财富故事，如今正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被重新书写。
而对于仍在债务泥潭中挣扎的房企而言，如何在保交楼、保兑付与自身生存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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