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上海，董健吾因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长衫、会英语、能自由出入各方宅邸的“王牧师”，而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很快想起了这个特殊人物，也想起了他为革命承担过的风险。
董健吾的经历，难以用普通履历概括。他当过牧师，开过古玩店，做过秘密交通员，接触过国民党上层、东北军将领和外国记者。有人称他为“红色牧师”，毛主席则说，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
真正让董健吾获得信任的，并不是身份有多显赫，而是他总能在复杂环境中完成别人难以完成的任务。
1928年，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他曾在冯玉祥部队中担任英文秘书和随军牧师。冯玉祥虽然没有察觉他的真实身份，却看出他不愿同南京方面的人员拉帮结派，便劝他离开郑州。
临行宴会上，冯玉祥半是惊讶、半是惋惜地说：“你这个牧师，实在有些特别。”董健吾没有解释太多。那个年代，解释越多，危险越大。
回到上海后，他借助牧师和古玩商人的公开身份，逐渐成为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外国人、工商界人士、国民党上层，都可能出入他的周围。这样的掩护并不轻松，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多人。
1936年，宋庆龄请董健吾赴陕北送信。为了便于通行，他化名“周继吾”，并带着一份有孔祥熙签名的委任状前往西安。当时大雪封路，他只好设法求见张学良，请求对方派飞机相送。
张学良听说他要去陕北，神色立刻严肃起来：“你去那里做什么？”董健吾说明是受宋庆龄委托，张学良仍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分别向南京和瓦窑堡核实情况。确认无误后，才于1936年2月21日派飞机送他前往陕北。
这趟行程不只传递了南京方面的意向，也促成了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联系。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又参与沟通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他传递的不是一封信，而是几方都不愿公开说出的政治试探。
比这更早的任务，是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1931年，上海地下党为保护两个孩子，将他们交给董健吾一家照看。那时上海形势险恶，生活来源也不稳定，董健吾既要从事秘密工作，又要想办法维持孩子们的生活。
后来，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董健吾与组织失去联系，经济压力骤然增加。为了让孩子安全离开上海，他多方奔走。一次前往西北期间，他向张学良提出，希望帮助几个革命家庭的孩子赴苏联求学。
张学良没有当场表态。谁知回到上海后，他却兑现了这份承诺，并拿出经费帮助办理出境事宜。1936年夏，毛岸英兄弟随李杜一行辗转欧洲，最终进入苏联学习。这件事背后，既有董健吾的坚持，也有张学良在特殊处境下作出的实际支持。
同年，董健吾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进入陕北。双方此前从未见面，只能依靠宋庆龄准备的暗号接头。西安招待所内，董健吾用英语询问暗语，斯诺很快认出了他。
“您就是王牧师？”
“是我。”
随后，董健吾把两人带出西安，再交由刘鼎、邓发等人接应。三天后，斯诺抵达保安镇，开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采访。斯诺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王牧师”，认为这个人的谈吐和见识，足以让一次西安之行变得值得。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并没有因此得到安稳生活。由于历史关系复杂，1960年他受到牵连入狱。斯诺访华期间曾多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打听“王牧师”的下落，却一直不知道这位老朋友正身陷困境。
后来，经周总理过问，董健吾的真实身份和过往经历逐渐被查清。毛主席得知情况后，对陈赓说，要以中央的名义为董健吾安排工作。那句话并不长，却意味着对一名老地下工作者多年付出的重新确认。
毛主席还曾感慨，直到此时才把“周继吾”“王牧师”和抚养毛岸英兄弟的董健吾联系在一起。对他而言，董健吾最特别的地方，不是穿过牧师袍，也不是认识多少要人，而是在最危险、最混乱的缝隙里，始终知道自己该把信送到哪里，该把谁护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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