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西南边境的山地里，兰州军区接过了对越边境防务轮换任务。真正摆在部队面前的，不是一次普通换防，而是怎样在密林、峭壁和炮火交织的环境中，完成一场高难度突击。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中越边境并未立即恢复安宁。越军在外部支援下，依托险要地形不断制造武装摩擦，老山、者阴山一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双方争夺的，往往只是一座山头、一个高地，却关系到大片边境地区的安全。
有意思的是，兰州军区并没有简单依靠大部队推进，而是从陆军第47集团军第139师第417团抽调骨干，组建一支小规模突击力量。417团有着深厚的战斗传统，所属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便以善于夜战、近战著称。
这支突击队后来被称为“黑豹突击队”。从4连抽调出的官兵，接受了持续约三个月的针对性训练。训练内容不只是射击和爆破，还包括山地隐蔽、夜间接近、伤员处置以及在复杂火力下保持队形。
他们面对的目标，是编号167高地。这个位置看似不大，却能控制周边若干通道。越军一旦据守，便可凭借地形对我方边境纵深实施炮火袭扰。因此，拿下167高地，不只是夺取一个阵地，更是要打破对方在局部地区形成的火力支点。
1987年1月7日凌晨，第一梯队31名队员提前进入阵地附近潜伏。山地夜色很重，人员必须尽量贴近地面，连呼吸和动作都要控制。谁也没有料到，正式攻击尚未开始，越军便突然展开炮火侦察。
炮弹落下后，潜伏地域立刻陷入混乱。一名战士牺牲，董永安、李秋平等人负重伤。董永安身上多处受伤，为防止呻吟暴露位置，只能强忍疼痛。战友想靠近包扎，他却低声说：“别过来，大家不能暴露。”
这句话很短，却说明了当时的处境。潜伏部队一旦被发现，后续突击就可能提前失去突然性。对重伤员而言，忍住声音并不意味着不痛，而是把个人生死暂时放在了任务之后。
进攻发起时，董永安已经牺牲。李秋平拖着受伤的身体向敌方阵地爬行，在前进数十米后倒下。留在地上的血迹，成为其他队员看到的最后一幕。战友没有停留太久，枪声很快重新压过了山谷。
当天上午7时左右，炮兵火力开始覆盖目标区域，突击队趁势冲入167高地。越军仓促之间失去表面阵地，随即组织兵力反扑。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越军多次发起冲击，突击队依靠工事、火力和顽强意志连续守住阵地。
战斗中，马占福的经历尤其惨烈。他在冲击敌方火力点时，先后遭到机枪射击，腹部多处中弹。负伤后，他进行了简单包扎，仍试图继续接近敌方阵地。第二次受创倒地后，他依旧向火力点爬行，最终用手榴弹摧毁了敌方机枪阵地，也献出了生命。
这种牺牲并非孤立事件。167高地争夺战中，突击队伤亡十分严重。越军依靠人数和火力不断反扑，突击队员只能在狭小阵地上反复争夺。到战斗结束时，第一梯队31人中，仅有6人幸存，整个突击队能够自行撤离的人员也只有少数。
战后，参战官兵分别受到表彰，4连被授予“英雄四连”称号。荣誉写在纸上，留下的伤痛却伴随许多人多年。对于幸存者来说，撤下阵地并不代表那场战斗已经结束，牺牲的战友始终存在于他们的记忆里。
作战任务结束后，第一梯队幸存的6名队员陆续复员。他们没有走向同一条人生道路，有人回到家乡工作，有人尝试经商，也有人经营饭店。通讯员宋飞退役后曾开过饭店，经营并不顺利，但生活仍在继续。
马治军退役后选择从商，凭借军人的果断和吃苦精神逐步站稳脚跟。有关资料显示，他后来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并长期关心退伍军人。至于其他几名战友，公开记载并不充分，但他们共同保留了一个习惯：定期相聚，前往陵园祭奠牺牲者。
突击队长郭继额去陵园的次数更多。墓碑上的名字，曾经是一个个并肩作战的战友；而那场发生在167高地的战斗，也由这些幸存者一遍遍讲述，才没有从部队记忆中悄然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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