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五分大洋，还是撑不住。
一九二八年冬，井冈山上，红军灶房的锅边围着几个人。锅里是米，旁边一小撮盐，油罐底上刮不出多少亮光。
毛泽东把账算给中央听：红军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可这五分，也难乎为继。
账本不认口号。
一个月光发油盐柴菜钱，就要现洋万元以上。山上缺盐，缺布，缺药，还缺子弹。
这不是后来人想象里一声喊、一窝蜂冲进大宅门。真正压在红军面前的，是一张每天都要填平的窟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指明了一条路：队伍给养，要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
话很硬。
那时南昌起义部队几经转战，衣服破了，银元少了，身后没有仓库，前面全是关卡。部队走到一个村口，筹款队先摸情况：谁家有田，谁家有枪，谁逼租重，谁和地方武装勾连。
名字不能乱写。
红军的纪律里有一句，后来传得很广：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东西，打土豪要归公。银元、布匹、食盐、药品，收上来要登记，要交军需处。
难处就在这里：既要筹到钱粮，又不能把穷人的锅揭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党方面调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进逼井冈山。山上五六千人，单衣破旧，粮盐紧张。
朱德、毛泽东带红四军主力下山，走赣南，打大柏地。枪声停下后，战士从战场上捡起枪支弹药，手指冻得发僵，眼睛却盯着粮袋。
仗打赢了，队伍还得吃饭。到了宁都、长汀一带，筹款、借款、没收地方豪绅财产，一项项跟着展开。
长汀城里有缝纫作坊，有布，有会做衣服的工人。红四军筹得五万余元后，拿出一部分赶制军装。
几天后，四千套灰蓝色军装摆在被服厂里。红领章、八角帽、绑腿，一件件发到士兵手里。
有人摸着新衣领，不说话。
这笔钱不是只让队伍好看。统一服装、补充军需、发零用钱，连新收编的俘虏兵也能领到同样待遇。
两支军队的差别，有时就在这一枚银元、一双胶鞋、一碗饭里。
到中央苏区逐步形成后，事情更复杂。财政机关设起来，国库、会计、审计、税务、没收征发，都要有人管。
“打土豪筹款”还在用，可它已经不是孤零零的一把刀，而是和税收、公债、银行、贸易拧在一起。
苏区缺盐布，白区缺钨砂、木材、纸烟。后来，赤白交界处设外贸分局、采办处，挑夫背着货物过山路，脚下踩的是泥，肩上压的是整个根据地的日用账。
路一断，盐就贵。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讲经济工作时，把打破封锁、发展对外贸易放得很重。生产品要卖得合适，再从白区买进盐和布。
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枪要响，锅要开，田还要有人种。
所谓筹款，背后是一整套生存办法：打击地方豪绅，保护群众利益，维持军队供给，还要想办法让市场重新转起来。
井冈山的灶房里，那五分钱没有变成传奇。它变成了账册上的一行字，变成了长汀被服厂里的一针一线，变成了挑夫肩头晃动的盐袋。
山路尽头，一个红军战士把灰蓝色军装叠好，塞进包袱，旁边放着领到的几枚铜板。锅里还冒着热气，盐不多，但这一顿，终于能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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