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团队为何能够在心脏这方长期被欧美主导的诊疗高地完成技术反超？心脏病“重病轻治”的东方智慧又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侠克
2025年9月，潘湘斌站上联合国总部讲台，做了一件从未有中国医生做过的事——把中国人原创的心脏手术技术，介绍给全世界。
潘湘斌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他在讲台上讲述的，是其团队首创的“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英文名叫PAN Procedure。
这项技术的颠覆之处，在于不开刀、无辐射，就能完成心脏手术。
不开刀、无辐射——短短6个字，冲破了传统心脏手术异常顽固的治疗局限——曾被挡在门外的妊娠、肿瘤等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因此获得手术机会。
更可贵的是，该技术把心脏手术从“在大城市、找大医院、求大医生、做大手术”的“四大手术”，变成“小创伤、小成本、小设备、小村落”的“四小手术”，实现心脏手术从“高门槛”到“广覆盖”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患者带来用得上、用得起的诊疗新方案。
凭借在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经济性上的卓越价值，该技术先后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科技创新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中国团队为何能够在心脏这方长期被欧美主导的诊疗高地完成技术反超？心脏病“重病轻治”的东方智慧又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治疗僵局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心脏病的治疗逻辑。
潘湘斌介绍，心脏一旦出现问题，药物基础上的治疗路径大致有二：要么心脏外科开胸手术，要么心脏内科介入治疗。
开胸是心脏外科主流术式，流程繁复且风险重重：患者需在接受全身麻醉和气管插管后，由医生锯开胸骨、建立体外循环，让心脏短暂停跳后，打开心脏完成修补。每一步都是对身体的重击，加之术后感染、肺损伤等并发症高发，患者恢复周期往往长达半个月。
经皮心脏介入手术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微创术式。医生借助X射线和造影剂，无需开胸即可看清心脏内部情况，再通过穿入体内的一根细导管抵达患处实施治疗，创伤小、恢复快。
这一微创手术也有代价，麻烦的是，代价恰恰藏在医生得以“看清”的两样东西里。
其一是X射线。辐射会影响人体骨髓、甲状腺和生殖腺等器官功能，对医患双方都有损伤。
其二是造影剂。造影剂需经肾脏代谢，可能损伤患者肾功能，还有造影剂过敏的致命风险。
两重代价叠加，一道禁区就此横亘：不宜接受辐射暴露的、肾功能不良的，以及对造影剂过敏的患者等，大多会被列入手术“禁忌人群”。
尤其是，这两种治疗方式都非常依赖场地和设备：外科开胸需配备体外循环机的百级层流手术室，心脏介入离不开装备大型血管造影机的导管室。
这类设备造价高昂、维护成本高，比如导管室的建设费用即在2000万～3000万元，通常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才买得起、用得起；能驾驭它们的医生更是稀缺。正因如此，顶级心脏手术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大医生集中——这也是心脏手术被称为“四大手术”的由来。
一边是创伤大，一边是辐射多，再加上共同的高门槛，面对日益增多的高龄、重症患者，心脏手术遇到重大挑战。
换道超车
潘湘斌和团队做的，就是掀了这张牌桌。
他提出一个简单却关键的问题：能不能用超声引导做心脏介入手术？
有过这个设想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但在X射线引导的心脏介入技术日趋成熟的那些年里，这一想法大多被轻轻放下——X射线引导的路正越走越顺，何必去赌超声引导这条前途未卜的新路？
何况这条路与传统认知格格不入：一般认为，X射线能穿透人体，配合造影剂让血管、器械清晰显影，是介入医生的“眼睛”；而超声只擅长看软组织，虽然可提供很多影像信息，但图像太多，反倒不如X射线造影一目了然。
潘湘斌进一步解释说，心脏是一个跳动的空腔器官，完全不同于肝脏、肾脏等实质器官。在进行微创介入治疗时，介入器械导丝和导管会随着心脏的跳动和血液的流动而运动，宛如探照灯要在波涛中持续追踪小船一样困难。“正因为超声很难在跳动的心腔中发现、定位、定向器械，全球大量探索以失败告终。”
潘湘斌和团队想闯一闯这个“禁区”。
在他看来，医生做手术，核心无非两个字——看见。为了这两个字，外科医生需要锯开患者胸骨，充分暴露心脏；介入医生同样为了这两个字，不得不依赖X射线。那么，只要超声能够解决介入手术“看见”的问题，它就有可能替代X射线，成为医生新的“眼睛”。
相比于X射线引导，超声引导的难度确实很大。潘湘斌打了个比方：“X射线引导是打固定靶，超声引导是打移动靶。”
因为同样是“看”，两种影像给到医生的图像完全不同。
X射线是把一颗三维的心脏投影成一张二维的平面图像，借助造影剂显影，医生可直观看到心脏、血管的结构，以及相关手术器械和植入材料的位置。“画面不动，靶心明确，医生盯着屏幕操作即可，所谓‘固定靶’，正在于此。”潘湘斌说。
超声给出的却是心脏的一个个切面。心脏始终在跳，所以画面不停在变，医生需要持续扫描、连续观察，并在大脑里把这些切面实时拼回三维结构，才能判断导丝走到了哪里、患处又是什么情况。靶子在动，模型还得医生自己在脑海里搭，这就是移动靶。
这正是超声引导心脏介入技术的壁垒——医生必须凭借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在大脑中将二维超声切面还原成三维结构——这恰恰是传统介入医生最缺的经验。
开辟全新技术赛道的巨大价值，深深激励着潘湘斌迎难而上。他始终记得恩师胡盛寿院士的点拨：“在别人预设好的赛道上，我们无论做得多努力、多漂亮，终究只能被动追赶，难逃步步落后的窘迫。不想在人家的赛道上跟人家比，就要建自己的赛道。”
搭建自己的赛道，潘湘斌具备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他是我国首批同时获得心外科与心内科执业资格，并担任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的专家。“我早年曾在心外科求学10年，后来又去欧洲学习心内科介入技术。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导管的专业背景，让我能够把外科医生精研解剖结构的功底，与内科医师专攻介入器械的本领融会贯通。”
从2010年起，潘湘斌带领团队毅然扎进这块“无人区”，开始死磕超声引导心脏病介入技术——一种全新的“看见”心脏的方法。
历经3年艰难摸索，2013年，团队迎来破晓时刻：在单纯超声引导下，房间隔缺损经皮封堵手术告捷。
3年打磨后，2016年，团队宣布该技术摆脱探索期局限，具备临床普及的能力。
这标志着心脏病治疗迈入“不开刀、无辐射”的崭新时代。
心脏手术的安全系数随即被拉升到全新高度：
一方面是安全高效。患者无需开胸，仅通过大腿根部2～3毫米的穿刺口即可完成操作。恢复周期显著缩短，并发症风险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是打破禁忌。因为无辐射且无需使用造影剂，孕妇、婴幼儿等被拒之门外的手术“禁忌人群”，也能安全接受救治。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潘湘斌团队乘胜追击，将超声引导这一“利器”的应用版图不断扩大。如今，该技术已广泛运用于主动脉瓣狭窄、二尖瓣狭窄、动脉导管未闭等多种常见心脏病的介入治疗，为众多重症及普通患者赢得“心”生。
一变百变
从X射线到超声，看似只是更换了心脏介入手术的“导航”方式，实则是底层治疗方法学的重大创新。
底层治疗方法学的变革，势必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谓一变百变。
先是技术进步催生器械创新。
潘湘斌说：“之前，我们手术用的器械都是欧美国家研发的，其目的是更好服务于X射线引导。此后，我们致力于研发超声导丝、超声导管等更便于超声引导操作的引导/输送器械。”
据了解，潘湘斌团队没有对超声机本身进行改造，而是发明了可反射超声波的专用器械，这些器械通过强化显影效果提升超声波成像能力，系统性解决了超声在跳动心脏中“看不见、看不准、看不清”的关键难题，让最普通的超声机也能借助该器械开展超声引导下的无辐射介入技术。
除引导/输送器械外，团队还利用超声引导发明了全新的治疗器械——完全可降解封堵器、新型二尖瓣缘对缘修复器械等，对欧美体系治疗产品如金属封堵器等，进行成规模、成体系的替代。
继而是器械创新带动技术下沉。
潘湘斌深知当初的技术攻关有多难，下定决心让技术不再难：“只有少数医生能做的手术，不是好手术。因为能做的医生少，能救的人自然就少。”
为了降低技术难度，潘湘斌和团队下力气改造器械：“过去医生要在大脑里把超声切面拼成三维结构，才能判断导丝到了哪里，靠的是经验，拼的是技能。既然大脑建模难，那就让器械‘自己说话’。”
他们发明的超声引导导丝，其梭形的头部设计在超声下更易显影，器械上还标有数字刻度，医生读数就能判断插入深度；还有超声引导导管，其多层结构使超声在多个密度界面进行反射，从而提高超声显影性能……
在器械创新的基础上，潘湘斌团队又把整套技术拆解为步骤式教程，让原本靠悟性、靠能力的操作，变成好学、易学的标准流程。
双管齐下，效果惊人：据潘湘斌介绍，“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门槛一降再降，医生学习、操作难度大大降低，年轻医师经过10台左右的训练就能安全开展手术，可以“不挑人、不掐尖”地快速培养大量基层医生，避免“高精尖”技术又贵又难的情况。
然后是技术下沉重塑服务形态。
“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覆盖半径急速扩大，潘湘斌和团队并未止步——他们想进一步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他们为此研制出“超声引导移动手术车”。这辆约10米长的箱式卡车，配备有专用的固定系统、空间扩展系统、层流系统、消毒系统，以及超声机、手术床、监护仪和多项专利设备，可不依赖医院，走村串寨地就地开展“上门手术”。
“上门手术”之外，“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还将心脏手术搬进了门诊。“病人上午来、下午就回家，治疗费用、陪护花销等显著下降。”潘湘斌说。
从最初的不开刀、无辐射，到其后的器械创新、技术下沉、服务重塑……整条链路指向的，早已不是一项更优的手术术式，而是一套全新的治疗范式。
因此潘湘斌更愿意用“换道超车”来定义它。
在他看来，“‘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方法学。方法学的突破，可以轻易解决旧体系下的技术难题，实现降维打击。”
颠覆之道
改写方法学，也是在改写整个行业习以为常的路径，要与旧有认知激烈碰撞。
“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最初走向世界舞台时，曾多受质疑。
潘湘斌记得：“我们拿着成果去国外交流，人家根本不信，说这个方法他们试过，不可能，超声看不到的。”
潘湘斌的态度也很明确：既然你怀疑，那做给你看。
在2015年俄罗斯的一场国际手术直播中，潘湘斌仅用10分钟即停止操作，大家满心疑惑：为什么停了？发生了什么？
潘湘斌异常冷静：“他们没看懂，我们用超声介入早已完成了手术。”
结果无可辩驳——超声屏幕上清晰显示出封堵器位置，无声宣告着中国团队成功翻越了“打移动靶”这座大山。
近年，潘湘斌团队多次受邀出国进行手术示范，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同行认可。品尝到“领跑”滋味的他，对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有了更深的体认。
潘湘斌说：“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很难，医疗领域尤为困难，因为现代医学的底盘来自西方，核心技术体系几乎全部源自欧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底层技术到器械设备，我们都一直在追赶西方。而在长期的‘跟跑’和积累中，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在他看来，摆脱“跟跑”的出路只有一条：底层方法学创新。
潘湘斌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底层方法学，不只在人家的体系上做应用创新——标准、规则都是人家的，追不上。建立自己的底层方法学，发展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这是更大的进步。”
他进而表示，攻克底层方法学需牵动整条链路，单靠一两个团队远远不够，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由国家来协调，多部门参与。
这样的底层创新、协同攻关，最终要回答的，其实是技术为谁而生，又该抵达何处——
截至目前，“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体系已在英国、法国、德国、肯尼亚等72个国家的近2000家医疗机构应用，累计救治20余万名患者。
该技术能够走入基层、走向全球，与它的可及性息息相关——它仅需要一台100万～200万元的便携超声机，其花费大概只是导管室造价的1/30～1/10。
“把复杂技术做成简单工具，让更多患者受益，是科研最大的价值。”潘湘斌说。
这或许也是医学创新最动人的地方——让曾经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高质量医疗，变得普惠、易得。
这是真正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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