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5日，汉口，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人面对的，并不是一支现成的正规军，而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新部队。番号确定了，人员如何整合、指挥如何统一、国共双方如何相处，都需要在战火中逐步摸索。
新四军第一届领导班子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这四人分工不同，经历各异，却共同承担了新四军初创时期最棘手的任务。
叶挺是这支部队最具知名度的军事将领。北伐战争期间，他率部作战勇猛，所部有“铁军”之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叶挺以非中共党员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这一安排带有统一战线的特殊背景，也寄托着各方对其军事声望的期待。
但叶挺并不是单独支撑局面。项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武装工作，既熟悉党务，也重视部队政治建设。新四军成立初期，部队规模有限，装备复杂，来源多样，如何把不同地区的游击队拧成一股力量，项英承担了大量实际工作。
张云逸则是第一届班子中的重要枢纽。他参加过北伐，长期负责军事指挥和部队整训，处事沉稳，善于协调。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分散在江南、皖南、闽浙赣等地，军部命令要真正落地，离不开这位参谋长的统筹。
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和军民关系。他有较深的理论修养，也有丰富的部队经验。对当时的新四军来说，政治工作并非附属事务，而是维系部队纪律、争取地方群众、处理复杂关系的重要手段。
这套班子有一个明显特点：人数不多，骨干精干，部队仍带有南方游击战争的鲜明印记。新四军当时并非拥有大片稳固根据地的正规军，而是分散活动于敌后，既要打击日军，也要应对地方势力和复杂的政治环境。
转折发生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袁国平遇害，原有领导结构受到根本冲击。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则决定保留番号，在盐城重建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第二届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由陈毅、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组成：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长期在江南敌后作战，熟悉地方情况，也善于在困难环境中调动各方面力量。担任代军长后，他面对的是部队受创、形势紧张、根据地尚未稳固的局面，任务已不只是带兵作战，还包括重建指挥体系和恢复部队信心。
刘少奇到华中后，重点放在根据地建设、组织整顿和军民关系上。第二届班子与第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更加重视根据地的稳定经营。部队不能只靠机动作战生存，还要有粮食供应、地方政权、干部队伍和群众基础。
张云逸在两届班子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第一届时，他是参谋长；重建军部后，他改任副军长，并兼任第二师师长。职务变化背后，是新四军从初创阶段进入规模扩展阶段后，对综合型军事干部的需要。
赖传珠担任参谋长时年纪相对较轻，却有多年游击战争经验。他负责把军部决策转化为部队能够执行的作战部署，使分散各地的部队在反扫荡、交通联络和兵力调动中保持一定协同。
邓子恢负责政治部工作，长于地方组织和经济建设。华中根据地人口密集、地方关系复杂，部队筹粮、征收和群众负担都必须有所节制。军队若不能保护群众利益，便很难在敌后长期立足，这一点在新四军发展过程中格外明显。
两届班子的差别，不只是人员增减，更是任务发生了变化。第一届主要解决“如何成军”，要把分散的游击队纳入统一番号；第二届则要解决“如何站稳”，在皖南事变后的压力下重建军部，扩大根据地，并推动部队走向正规化。
有意思的是，张云逸成为两届班子之间的连接点。他熟悉早期新四军的组织状况，也能适应重建后的新形势。这样的干部衔接，使部队没有因重大变故而完全中断，原有经验得以保留，新领导结构也能迅速运转。
此后，新四军逐步发展壮大，所属部队由早期的四个支队，转变为后来更具规模的师级建制。叶挺、项英、袁国平代表了新四军初创时期的艰苦探索，陈毅、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则承担了重建之后的扩展与整合。两届班子的更替，正好对应了这支部队从分散游击力量走向敌后主力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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