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安徽泾县云岭，傅秋涛带着新四军第一纵队向北转移。队伍刚离开军部不久，前方道路便不断传来枪声，山沟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转移很快会演变成一场持续多日的突围战。
当时，皖南新四军部队约九千人，番号和编制在战斗中多有调整，民间文章常把其中几个主要指挥员概括为“三个纵队司令”。傅秋涛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所部主要由地方部队和红军时期的骨干组成，熟悉山地行动，也更重视分散隐蔽。
1月4日，部队从云岭一带出发。两天后，行至泾县茂林附近，国民党军突然发起攻击。山路狭窄，部队又携带大量辎重，前后联系很快被打乱。傅秋涛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处阵地上，而是反复查看地形，寻找能够穿过封锁线的山口和河谷。
“不能和敌人硬耗，得把队伍散开。”
这是突围过程中最重要的判断之一。集中突击虽然声势大，却容易暴露目标；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反而有机会借助夜色、密林和村落穿插出去。傅秋涛把能携带的弹药和粮食重新分配，伤员则由各营分头照料。
皖南冬季湿冷，山路泥泞。连续作战后，许多战士的鞋底磨穿，脚上缠着布条，行走时几乎不敢落地。队伍白天躲藏，夜间赶路，稍有火光便可能引来搜索。有人饿得头晕，便把少量炒米含在嘴里慢慢咽下，尽量不生火、不出声。
傅秋涛所在的部队之所以能够突围，并不是一路顺利。途中多次遭遇阻击，联络员和向导也有牺牲。更麻烦的是，山中道路并非固定通道，原本熟悉地形的人，一旦负伤或失散，整支队伍就可能在林子里绕圈。
有意思的是，地方社会关系在这场突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皖南乡村并非一块空白地带，保甲、商号、宗族以及地方帮会之间，彼此都有往来。新四军长期在当地活动，与一些群众建立过联系，也曾处理过土匪、纠纷和粮食问题。关键时刻，这些关系有时能变成一条隐蔽的消息线。
傅秋涛晚年谈到突围经历时，曾提及青帮人士给予过帮助。这里的“帮忙”，并非青帮成建制地参加作战，更不是传说中的大规模护送，而是有人提供道路消息、身份掩护和短暂落脚处。对一支正在被搜捕的队伍来说，一句口信、一名熟人、一个不被盘查的渡口，都可能决定生死。
据有关回忆，傅秋涛部在突围中曾借助地方关系，通过较为隐蔽的路线避开封锁。有人带他们绕开哨卡，也有人在村镇中代为购买粮食。至于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具体人物、暗号和戏剧化对白，因缺少可靠档案相互印证，只能作为民间叙述看待，不能当作确定史实。
这一点很重要。皖南事变的核心，不在传奇细节，而在部队如何在重兵包围下保存骨干。傅秋涛采取的办法，与他长期做地方工作的经历有关：不盲目追求一次突击成功，而是把队伍拆成可以独立行动的小单位，边走边收拢人员。
与此同时，军部主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等人在转移中失散，许多干部和战士牺牲。新四军军部原有的指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能够带出成建制部队的指挥员极少。相比之下，傅秋涛率第一纵队余部突破封锁，抵达苏南一带，成为皖南部队中保存力量较为完整的一支。
这次突围并非个人勇武的结果。熟悉山地的基层干部、敢于带路的群众、负责警戒的战士，以及分散后仍能保持联系的组织纪律，共同构成了突围的基础。青帮提供的帮助，只是其中一环，而且属于地方关系所形成的临时便利，不能夸大成决定性力量。
后来，傅秋涛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从事军队与地方工作。皖南事变留下的损失难以估量，但他率部突围这一事实，确实在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后保留下了一支重要力量。那些从山口、河谷和村镇间走出来的人，也把第一纵队的番号和骨干带到了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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